20世紀的科學怪傑：鮑林(72)

七二

　　很多選民相信這個說法。在那一年的中期選舉中，共和黨人在國會中新增了幾十個席位，這個結果是公眾輿論反共傾向抬頭的明顯信號，也是給杜魯門和他的民主黨人敲的一次警鐘。

　　杜魯門是一個老練的政客，當然不會不看到形勢發展的方向。他的講話調子突然明顯右轉，再也不談與俄國人共享原子技術了。他還採取實際步驟使民主黨人表現得與共和黨人一樣反共，其中之一就是發佈了9835號行政命令，該命令規定自1947年3月起實行忠誠和安全審查制度，禁止聯邦工作人員參加任何被司法部長認定的法西斯極權主義組織、共產黨組織或者顛覆性組織，甚至也不准對任何這樣的組織有「同情的表示」。這一措施的真實目的是清除政府雇員中的共產黨人和共產黨同情者。杜魯門這一後來被人們稱為「效忠制度」的行政命令，成為各州政府公職人員的忠誠檢查和宣誓制度。司法部長手中的黑名單，以及隨後不久由各州急於媚上的一些委員會所確定的其他黑名單，對於那些被認定為非常左傾的政治組織來說，實際上成了死刑判決書。

　　這種效忠制度在隨後的五年中如毒蘑菇那樣迅速蔓延開來，成了一種對聯邦政府和州政府中可疑分子進行法外調查的機制。眾議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聯邦調查局以及各種州級委員會開始對幾百萬美國人建立檔案，這些人的唯一罪行也許就是參加過某一特定的政治組織。這是建立所謂國內安全秩序的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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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鮑林以一種日益提高的警覺注視著這場全國性的政治論戰。1946年選舉以後，論戰離開了控制原子能的主題而變成了對共產黨人的搜捕。加州的反共熱潮甚囂塵上，其速度和規模超過了其他各州。早在1947年，洛杉磯官員就命令各縣圖書館從書架上撤走所有共產黨書籍。加州搜尋赤色分子的領頭人物是州參議員傑克·特尼，此人早先是一名歌詞作者，此時正領導加州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該委員會很快就被人稱為特尼委員會）與眾議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展開了一場狂熱的反共競賽。

　　特尼委員會總能領先一步，特尼的大名也由此頻頻出現於報紙的大標題中。特尼委員會公佈了自己確定的加州「共產黨陣線」的名單。所謂的「共產黨陣線」，是指那些「與莫斯科並無正式聯繫卻做著同樣事情的組織」，包括藝術、科學和專業人士獨立公民委員會好萊塢分會和一些其他的組織，這些組織政治態度溫和，還不夠資格列入司法部長的黑名單。特尼委員會的做法確實要比眾議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更勝一籌。

　　特尼最早的攻擊目標之一是好萊塢社區廣播電臺，這是藝術。科學和專業人士獨立公民委員會的一個分支機搆，其宗旨是在廣播中提供左翼「平民社區節目」。鮑林是該電臺的董事會成員。1946年年底，聯邦通訊委員會審批該電臺的開業執照申請，特尼把審批聽證會變成了一個政治競技場。他把擬議中的電臺稱為「斯大林的查理·麥卡錫」，並在證詞中指控電臺的許多組織者是「共產黨陣線」組織，特別是藝術、科學和專業人士獨立公民委員會的成員。鮑林代表電臺在聽證會上作證。後來當赫斯特報業集團的報紙「錯誤地」把電臺稱為「好萊塢共產黨廣播電臺」時，鮑林成功地迫使報紙刊登了更正啟事。

　　特尼委員會隨即開始搜集鮑林的檔案材料。

　　甚至在科學家中間，這場公開論戰的重點實際上也從原子彈政策轉向了反共鼓噪。藝術、科學和專業人士獨立公民委員會在鮑林的幫助下爭取更多的科學家加入該組織，這一行動促使《化學通報》刊登了一篇反對文章，文章稱該組織「由親共分子領導」。鮑林撰文答辯，他概略地敘述了個人對該組織宗旨的看法。「我注意到委員會（好萊塢分會）的官員們有一個共同特點，」他寫道，「那就是他們每個人都深切關心美國和世界的未來，真誠地關注人的福利，而不管他們的種族、膚色和宗教信仰。他們都具有高度的社會責任心。」鮑林無疑是在說他自己。雖然鮑林也認為委員會的有些成員對「蘇聯領導人鎮壓個人自由的殘暴政策」批評得不夠嚴厲，但他向自己的同行保證：「我確信這個組織沒有被共產黨人操縱。」

　　然而，其他化學家卻不像鮑林那樣自信。美國化學學會會刊《化學和工程新聞》刊出社論指責藝術、科學和專業人士獨立公民委員會，從而引來了許許多多觀點對立的讀者來信。有些讀者一味抱怨「共產主義已經侵人我們這個學會的機體」，鮑林則在一封致編輯的信中重提他的學者式信仰：知識分子應該承擔更大的社會責任。「世界面臨的問題十分重大、嚴峻而又難以解決，化學家和其他科學家理應比普通公民承擔更重的社會責任，」他寫道。「我希望越來越多的化學家除了開展作為化學學會會員的本職工作外，還能同時投入自己的時間和精力解決社會和政治問題。」

　　儘管鮑林設法做了許多說服工作，還是很少有科學家願意加入藝術、科學和專業人士獨立公民委員會。這一組織的壽命已經不長了。1947年春季，眾議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的工作人員在洛杉肌的旅館租了一個套間作為辦公室，「對電影界的共產黨活動進行秘密調查」。1947年10月份，當一長串電影明星、製片人、劇作家和導演接受調查委員會的盤問時，美國人紛紛被好萊塢庭審的奇觀所吸引，密切注視著整個調查的過程。堅定的和平主義者、鮑林在獨立公民委員會內的朋友達爾頓·特朗勃——鮑林認為他是好萊塢最有才華的劇作家之——決心對這些搞政治迫害的人採取不合作態度。他在準備接受盤問時，寫了一篇雄辯的開場陳述詞。他說，政客們的反共調查使得首都華盛頓「充滿了恐怖和高壓』的氣氛……在這個城市裡，老朋友在公共場所見面不敢相認，那些對你們的正統觀念稍持不同意見的人只能在行進的汽車裡或在野外私下交談，華盛頓變成了又一個國會縱火案前夕的柏林。每一個記得1932年秋季德國歷史的人都能從我們今天所在的這個房間裡聞到火燒的煙味」。

　　當特朗勃試圖朗讀他的陳述時，主持者用木槌猛擊桌子，打斷他的發言。他和其他九個採取不合作態度的人被集中起來接受進一步的司法審查。後來這十個人被人稱為「好萊塢十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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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眾議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的那些人來說，在電影界舉行的聽證會不但是一個個人表演的舞臺，而且也是擴大自身知名度的大好機會。調查委員會主席托馬斯和其他一些野心勃勃的政客發現，通過反共可以把自己打扮成保衛美國的愛國者，在報上大出風頭。他們的攻擊目標不僅限於電影明星和聯邦政府雇員。托馬斯寫道：「我們的科學家儘管在各自的專業領域裡很內行，但對共產黨的策略和陰謀活動的歷史卻一無所知。他們很容易上當受騙去出席會議，簽名呼籲，組織或參加各種打著『自由』和『進步』招牌的團體，實際上這些團體都屬共產黨的統一陣線。」

　　眾議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開始密切注視科學家的活動。畢競科學家是原子彈秘密的知情者，如果他們把機密洩露給俄國人，那就會改變世界力量的對比。儘管大多數科學家都認為，不管是否通過間諜手段，俄國人遲早會掌握原子彈的秘密——正如愛因斯坦所說：一部分人率先發現的自然界秘密，不久總會被其他人所掌握，但科學家的這種看法並不能左右調查委員會的立場。托馬斯認為，確保科學家的忠誠對國家安全至關重要，而9835號行政命令為此提供了必要的機制。當時對科學的資助正轉變為由聯邦政府撥款——越來越多的科學家或者作為政府實驗室和特種機構的雇員而領取薪金，或者從原子能委員會和軍方取得資助——從而使得成千上萬名科學家變成了臨時性的政府雇員，必需接受杜魯門的忠誠檢查制度的審查。他們中許多人在不斷的安全檢查和聯邦調查局的現場調查中，被取消了接受資助的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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