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的科學怪傑：鮑林(71)

七一

　　愛娃·海倫覺得，與加州理工學院的教授和他們的穿著隨意的夫人們相比，這些名流有趣得多，因此她樂於與他們交往。然而鮑林卻不一樣。經過一段短暫的興奮之後，他感到多數好萊塢人知識淺薄，發現這些人對什麼事都有興趣，唯獨對科學興味索然。儘管這個組織的名稱中包含「科學」這個詞，但它從未能吸引很多科學工作者加入。這也許是由於該組織不久便被貼上了共產黨陣線的標簽，也許是由於出現了原子科學家聯合會這個政治性的科學家組織。鮑林是藝術、科學和專業人士獨立公民委員會在理工學院的唯一會員，由此造成的結果是可想而知的。一位成員回憶說，有一次，在某個董事家中花園裡舉行野餐會，鮑林夫婦應邀參加。他看到愛娃在餐桌旁與其他來賓談笑風生，而鮑林則獨自一人遠遠坐在游泳池的另一端。來賓們似乎都怕與這位大科學家交談。鮑林與客人進行的僅有的一次熱烈討論發生在他和另一位來賓的十幾歲的孩子之間，討論的題目是高中化學。

　　§深入社區廣場

　　1946年10月初，尤裡打電話給鮑林，詢問他是否願意參加原子科學家緊急委員會，由此把鮑林的政治活動又向前推進了一步。鮑林知道，這個委員會由從原子科學家聯合會成員中遴選出來的精英組成，包括西拉德、尤裡這些著名科學家，並由愛因斯坦親自領導。愛因斯坦關於公開分享原子技術的雄辯講話在爭取公眾支持麥克馬洪法案中發揮過重要作用。委員會的任務並不是為政府制訂政策，而是向老百姓說明原子彈所帶來的各種新問題，正如緊急委員會的成立聲明所表明：「我們的世界正面臨危機，而那些掌握決策權的政要們卻尚未意識到這一點。被釋放的原子能已經改變了一切，唯獨我們的思維方式仍原封不動。人類由此正面臨一場空前的災難……人類如要繼續生存並走向繁榮，確立新的思維方式已刻不容緩。」

　　委員會偶爾就軍備競賽的危險性，控制原子武器的國際協定的必要性等問題發表一些聲明，這些聲明借助愛因斯坦的崇高聲譽而受到媒體的廣泛重視。除此以外，委員會的主要工作就是籌集經費以支持公眾教育的各種刊物，諸如《原子科學家通報》等雜

　　鮑林把委員會的邀請視為巨大的榮耀，欣然接受了。他十分敬佩愛因斯坦。與少數幾個科學家而不是與一個大型組織共同工作也很合他的心意。而且，參加緊急委員會也不致過於分散從事科研的精力。尤裡向鮑林保證，並沒有多少事情要做，只需每年到愛因斯坦家附近的普林斯頓開幾次會，商議公開聲明的內容以及確定籌措和分配經費的策略。

　　但是，加州遙遠的距離，日益繁忙的工作日程，再加上喜歡獨自工作這一也許是與生俱來的本性，使鮑林後來基本上沒有參加過這類會議。他偶爾作為委員會的發言人到西海岸巡迴演講——一次他與西拉德一起冒險乘坐顛簸的小飛機沿哥倫比亞河谷上行，到達斯波坎市向該地區的電氣工人大會發表演說。但是在各次委員會會議上，即使在重要的記者招待會上，他經常是唯一缺席的委員。多年以後，其他委員甚至回憶不起來是否見到過他。

　　對鮑林來說，比參加會議重要得多的是有了與愛因斯坦單獨談話的機會。鮑林認為愛因斯坦是與牛頓和達爾文並列的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科學家之一，是自成一格的思想家。愛因斯坦在創立嶄新的物理理論方面領先於同代人的距離要以光年計量。鮑林還發現，愛因斯坦有關和平問題的論述也比其他科學家的話更能抓住人心，發人深省。

　　在鮑林應邀參加緊急委員會前幾個星期，愛因斯坦對《紐約時報》發表講話說：「原子彈已經深刻改變了我們熟悉的世界的性質，因此人類必須改變思維方式以適應新的棲息環境……在可預見的未來，人類不會擁有防衛原子彈襲擊的方法……美國的核武庫雖然佔有暫時的優勢，但我們肯定不可能永遠獨佔秘密。一部分人率先發現的自然界秘密，總有一天會被另一部分人掌握，只要這些人保持耐心，堅持探求。」與鮑林一樣，愛因斯坦也認為需要建立一個世界政府，這個政府能夠懲罰任何戰爭發動者。愛因斯坦同意這樣的觀點，即科學家在教育民眾認清核戰爭危險方面負有特殊的責任。「決定美國政策的將不是聯合國會議桌上的討論，而是普通老百姓在社區廣場通過的決議。我國在紐約、巴黎和莫斯科的代表將最終根據這類決議去行事。」他還說：「我們必須到社區廣場宣傳原子能技術的真相，從那裡將能聽到美國人民的聲音。」

　　在加入緊急委員會之前，鮑林與愛因斯坦只在社交場合有過寥寥數語的交談；但在此之後，鮑林只要來到普林斯頓，就會應邀前去拜訪愛因斯坦。愛娃通常陪同前往。愛因斯坦總是站在默塞街的老式住宅的門口迎接他們，然後陪同他們走進二樓的書房進行交談。談話一般延續一個多小時，內容很少涉及到科學問題，主要話題還是世界大事、公眾輿論、原子彈的殘忍以及戰爭與和平問題。愛娃談話時充滿活力，才智煥發，愛因斯坦和她交談特別投機。鮑林回憶說，愛因斯坦非常幽默，他們三人經常說些軼事和笑話。私下與這一偉人交談，鮑林受到了深刻的影響，他對政治問題的認識得到了深化和澄清。

　　愛因斯坦曾經鼓勵羅斯福研製原子彈作為擊敗希特勒的武器。而現在妖精已從魔瓶中釋放出來，他就感到負有特別的責任促使人們能理智地使用這一種武器。與眾多的科學家相比，愛因斯坦是從更加廣闊的背景來觀察美國的原子彈政策的，他批評當時存在的濫用原子彈的巨大威力謀取政治和經濟利益的傾向。他認為，真正的罪惡是民族主義，它帶來狂妄和自傲，帶來強烈的競爭和戰爭的欲望。為了克服這一種傾向，唯一的途徑就是宣傳和發動民眾，使他們認識成立世界政府的必要性。愛因斯坦告訴鮑林，現在已經出現了實現這個目標的可能性，因為原子彈的產生引入了一個新的時代，這一可怕的技術產物將驅使人類實現某種形式的全球合作，這是世界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好時機。科學家理應促進這一目標的實現，否則人類將面臨災難。

　　大多數科學家認為，在分析原子彈政策的時候，應該限於在自己的專業範圍內進行，只談那些可以弄清和評估的情況。由物理學家來告知人類學家怎樣開展工作是荒謬的，更不要說政治家了。不同領域的工作需要有不同的專業知識去指導。然而愛因斯坦卻不受這種觀念的束縛。他曾在30年代親眼見到了德國的魔鬼希特勒，並且毫無畏懼地點名批評。當愛因斯坦談及原子彈問題的時候，他不是談論千噸①核查體制，而是談論那些想「驅使我們生活在全面恐怖氣氛中」的政府官員的「軍國主義和帝國主義毒瘤」，談論美國「被勝利沖昏了頭腦」。他說：「使人改變罪惡的思想，比使钅不元素改變性質還要困難。」他說這一切的時候做到了直抒心聲。

　　①千噸是原子彈或氫彈當量的單位，等於1000噸梯恩梯炸藥的爆炸力。

　　於是鮑林也開始直抒心聲了。鮑林將愛因斯坦作為自己的楷模：一個科學家在戰後就應該像他那樣憑良知採取行動。鮑林後來說道：「正是愛因斯坦的榜樣使我和我的妻子下決心為這一事業貢獻我們的力量。」

　　§火燒的煙味

　　然而，在蘇聯東進和美國政治的共同作用下，緊急委員會和原子科學家聯合會為爭取制訂合理的原子彈政策的努力很快就付諸東流了。

　　戰爭剛一結束，斯大林就把蘇聯「解放」的東歐國家統統封閉起來，從而導致丘吉爾在1946年的秋天發表了關於「鐵幕」的著名講話，這個講話為反共分子創造了在其後40年裡流行全國的通用詞語。在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裡，中國共產黨也對國民黨政府構成了危險。自俄國革命以來，美國一些政界人物經常將共產黨征服世界的危險作為口實來吸引選票並取得很好的效果，現在這一武器又再次被抬起來加以使用。

　　共和黨人利用這個題材攻擊民主黨。當時存在于蘇聯和世界各國之間唯一懸而未決的問題就是原子彈問題。共和黨人宣稱：民主黨內充斥著共產黨同情者、綏靖主義者以及主張世界大一統和共享原子彈秘密的人。華盛頓的民主黨政府對國家安全採取了不負責任的態度。1946年度共和黨全國委員會主席斷言：美國人民必須在共產主義和共和黨主義之間作出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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