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的科學怪傑：鮑林(70)

七〇

　　圍繞梅—約翰遜法案和麥克馬洪法案展開的辯論公開暴露了科技界內部的深刻分歧。支持梅—約翰遜法案的一方是那些在戰爭年代負責協調軍界和科技界研究項目的高層管理人員，他們認為與軍方共享原子能研究的決策權是最為現實的做法，布什和哈佛校長科南特①等人預言大多數科學家將會支持梅—約翰遜法案。與他們站在一起的有全國各地的上千名支持者。這些支持者相信，該法案能夠給予軍外科學家足夠的代表權，同時又能確保原子能研究的優先地位。比如密立根就聯合加州理工學院內外大約200名「平民」向國會遞交了一封簽名的公開信，敦促國會通過該法案。

　　①科南特（James Bryant Conant，1893—1978），美國教育家、科學家、哈佛大學校長（1933—1953），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組織美國科學為戰爭服務的中心人物，著有《論瞭解科學》、《教育與自由》等。

　　反對梅—約翰遜法案陣線的成員，除了科學家聯合會的那些年輕的動亂分子外，還包括了一些受人尊敬的著名科學家，比如貝爾實驗室主任和美國科學院院長朱厄特，原子彈研製者費密①和西拉特，當然還有鮑林。鮑林本人同時參加了帕薩迪納科學家協會和原子科學家聯合會，並以個人名義寫信支持麥克馬洪法案。

　　①費密（Enrico Fermi，1901—1954），美籍意大利物理學家，研究慢中子人工引發原子衰變，最早實現受控鏈式核反應，獲1938年諾貝爾物理學獎，1939年赴美，1942年主持建立世界上第一座原子核反應堆。

　　大辯論的結果開始偏向反對梅—約翰遜法案的一方。到1946年春天，原子科學家聯合會的成員增加到了幾千人，其部分原因就是由於該聯合會採取的反對梅—約翰遜法案的立場。成員的增加提高了聯合會作為院外活動集團的地位。那時麥克馬洪的支持者已經爭取到了包括杜魯門總統在內的一些政治家的支持。杜魯門仔細聽取了他們的意見後，感受到了戰後選民的情緒，決定支持原子能技術的非軍方控制，隨後國防部長也很快表示支持。到7月份，麥克馬洪法案經過一些修正並讓軍方在擬議中的原子能委員會中取得一席之地後，在國會獲得通過。

　　這是一個來得有點突然的重大勝利。在鮑林和原子科學家聯合會的其他成員看來，這是理智的勝利，它表明和平時期軍方不再能主宰一切。杜魯門和他的部長們開始談論與蘇聯和其他國家共享原子秘密的問題，國際關係開始趨暖。人們希望，經過鬥爭，這個世界有可能擺脫戰爭的陰影，實現持久的和平。

　　但是，這種趨勢很快就中斷了。

　　§好萊塢

　　隨著麥克馬洪法案的通過和廣島衝擊波的逐漸淡去，許多科學家重新把自己的精力投入工作和家庭，然而鮑林卻繼續活躍在政治活動中。公眾仍然渴望瞭解更多的有關原子彈的信息，請他作報告的邀請源源不斷。現在他在解釋原子彈的技術原理時，還不時插進愛因斯坦等人有關實現平民控制、公開交流科學信息以及成立世界政府的論述。但問題是，他對社會和政治問題談得越多，他的報告就越發顯得蒼白無力。

　　愛娃·海倫目睹了這樣的情況。鮑林每次作報告時，她幾乎都陪同前往並坐在前排仔細傾聽。她注意周圍聽眾的反應，觀察哪些地方效果好，哪些地方效果差，並在會後進行點評。她認為鮑林的問題是缺乏信心。每當鮑林談及政治問題時，他就對自己的有關知識缺少把握，說起來理不直，氣不壯。比如談到原子能技術的控制問題時，他總是服從更高的權威，引用其他科學家或政治家的論斷而乏陳己見。這樣的講話喪失了他作科學報告時慣有的幽默感，並由於缺少第一手資料而顯得不夠真實，因此聽起來枯燥乏味。在一場效果很差的報告之後，愛娃告訴鮑林：「你缺乏自信。聽眾的印象是你對自己所說的東西沒有把握。」

　　對愛娃的評論，鮑林一向是認真對待的。他認識到自己必須努力變成一個原子能政治學方面的專家，如同他以前步入免疫學和生物化學等新領域並成為這些學科的專家一樣。他開始研究政治、歷史、經濟和國際關係。閱讀有關書籍，政府報告，從《路易斯安那時報》到《紐約時報》的各種報紙，包括《國民》、《紐約人》和《時代週刊》等在內的各種雜誌，還閱讀由原子科學家聯合會出版的名為《原子科學家通報》的新期刊。

　　鮑林發現，與量子力學相比，原子能政治學要簡單得多。此外，影響決策的競爭對手也比較少，無非是政府、工業部門、軍方、科技界和公眾等方面。每一方都有自己的計劃和關注的熱點，把這些東西整理出來並不困難。他發現，只要弄清楚每一方的動機和行動方式，就不難理解人們關於原子彈問題的不同言論。幾個月以後，他宣稱：「我可以報告自己的研究結果了。」然而，他的演講卻引來了麻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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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早邀請鮑林去演講的團體之一是一個政治行動組織，名叫藝術、科學和專業人士獨立公民委員會。這個組織成立於戰後，是代表藝術家和知識分子立法利益的一個院外活動集團，同工會或實業家協會的性質相類似。這個組織的政治立場左傾，它的好萊塢分會主要由自由派民主黨人士所組成，中間還夾雜著少數的社會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多數成員來自電影界。特裡林①談到羅斯福新政支持者時說，他們「懷疑甚至否定利潤驅動原則，相信進步。科學、社會立法、計劃經濟和國際合作，特別是與蘇聯的合作」，特裡林的這些評論主要就是針對這個組織而言的。

　　①特裡林（Lionel Trilling，1905—1975），美國文學評論家、哥倫比亞大學教授（1931—1975），著有《弗洛伊德和我們的文化危機》、《文化之外：論文學和學識》、《真誠與真實性》等。

　　鮑林在這個組織的第一次演講很受歡迎。在隨後的答問時間裡，有人問他美國武庫中究竟存有多少顆原子彈。鮑林回答時作了一個大膽的猜測：也許有100到200顆原子彈，並且在下個年度有製造500顆原子彈的潛力。鮑林的這個估計大大超過了實際數字——當時美國武庫中能夠用於實戰的原子彈不足10顆。一個記者報道了鮑林的估計，使其迅速在媒體上廣為傳播。當時仍在竭力爭取通過梅—約翰遜法案的格羅夫斯將軍當然很不高興，並把自己的不快告知了鮑林。「我對原子彈問題所說的話被錯誤地引用了，」鮑林在1946年2月給朋友的一封信中寫道，「記者對我的粗略估計作了錯誤解釋，並傳遍全國。格羅夫斯將軍認為這可不是開玩笑的事。」然而軍方對他言論的不快並未使鮑林感到擔心。他寫道：「你清楚，我跟原子彈工程毫無瓜葛，完全是一個局外人，因此可以自由地作各種猜測。」

　　鮑林夫婦由於與藝術、科學和專業人士獨立公民委員會的交往而結識了一批知名度很高的社會活動分子，這些人似乎都信仰鮑林所說的「很合我口味的相當自由化的政治」。於是他們兩人都參加了這個組織。對來自小城而又十分愛看電影的鮑林夫婦來說，能與好萊塢明星交往是一件令人激動的事。好萊塢分會的負責人是克倫威爾，他是電影「林肯在伊利諾伊」和「贊達之囚」的導演。分會成員包括凱克納、羅賓遜、哈佛蘭、威爾士和馬奇等。鮑林夫婦由於這層關係得以出入製片廠，觀看拍電影，在製品人的豪宅裡品嘗雞尾酒，在私人放映廳裡觀看新片預映。他們還與卓別麟聊天，在拉夫頓和蘭徹斯特的好萊塢別墅裡談笑風生，還在布朗德比與當時還只是一個自由派演員的裡根一起推敲委員會的政策聲明。

　　鮑林對原子科學家聯合會的工作並不積極，只投入很少一點時間；而對藝術、科學和專業人士獨立公民委員會的事卻非常投入。他按時參加例會，協助起草行動目標和政策。他很快就被任命為好萊塢分會科學部的副主任，並與弗朗克·錫納特拉、曼①、埃靈頓②羅斯福夫人③等一起成為該組織的全國董事會的成員。

　　①曼（Thomas Mann，1875—1955），德國小說家，作品揭露資本主義社會的腐朽衰敗，代表作有長篇小說《布登勃洛克一家》、《魔山》等，因抨擊納粹政策被迫流亡國外（1933），加入美國籍（1944），獲1929年諾貝爾文學獎。

　　②埃靈頓（Duke Ellington 1899—1974），美國爵士樂作曲家、鋼琴家、樂隊指揮，20年代在紐約自建樂隊，對樂隊爵士樂進行許多革新，著名大型作品有《黑色、棕色和米色》、《跟上時代的回憶》。

　　③羅斯福夫人（Eleanor Roosevelt，1884—1962），美國第三十二任總統羅斯福的夫人，社會活動家，曾任美國駐聯合國代表（1945；1949—l952；1961），聯合國人權委員會主席（1946－1951），對世界人權宣言（1948）的起草和通過起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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