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的科學怪傑：鮑林(69)

六九

　　於是，接下來的重要任務就是對科技界以外的人士進行教育，使他們認識原子彈帶來的各種新問題，並讓公眾懂得，只有進行理智的思維才是正確處理原子彈問題的最好方法。帕薩迪納討論小組計劃寫一本書，目的是「指導科技界以外的有識人士認清當前形勢，向他們解釋問題的由來以及解決問題的出路」。書中將突出科學方法的重要性：「用科學武裝起來的頭腦能夠抵禦欺騙性宣傳的侵襲，」並使人擺脫「狹隘和偏見，偽善和空想」，而這些人類缺陷正是戰爭的根源。書中還要強調對原子能實施國際監控的重要性。分配給鮑林寫的那部分內容是，闡述實現世界和平的重要性，說明在一個沒有戰爭的世界裡，科學家可以自由創造出大量的新藥和各種節省勞力的機械。他們還計劃在書正式出版後，舉辦系列講座以傳播「和平的福音」。

　　科學家一旦從政治休眠中醒來，一旦意識到他們擁有共同的信念，他們就力圖傳播自己的思想以改造世界。原子彈這個科技罪惡的最高象徵似乎為科學家提供了一個機遇，使他們能夠宣傳事物的另一個方面——科學思維帶來的最高福祉。

　　然而可悲的是，他們完全脫離了當時的政治現實。就在科學家宣傳共享原子技術秘密的時候，政府和軍方卻在對共產黨的擴張主義感到憂心忡忡。奇怪的是，科學家對這個問題好像沒有絲毫的擔心。在這方面鮑林仍然是一個典型。鮑林並不是人民陣線那類組織的成員，他並未因經濟大蕭條而認為必須仿效蘇聯以拯救全世界的工人階級；但同時他也不認為共產主義是罪惡的化身。他認為蘇聯是擊敗希特勒的重要盟友，但又是一個內部紛爭十分專制的國家；改造蘇聯的最好辦法是向它大量灌輸新思想。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中期，鮑林與其他一些名人，例如愛因斯坦。麻省理工學院院長康普頓、古根海姆基金會的愛迪洛脫萊等人，一起參加了美蘇友好全國委員會，這個組織致力於推進兩國間的科技交流。「讓我們展望這樣的美好前景：大批美國科學家到蘇聯的實驗室去講學和工作，美國學生到蘇聯的大學去學習，而同等數量的蘇聯科學家和學生也來到美國，大家把各自最先進的東西教給對方，」鮑林在1943年致這一團體的科學代表大會的一封信中這麼寫道。然而鮑林設想的前景只能在和平環境中才能實現，而且這種和平必須建立在世界範圍的全面合作和公開交流的基礎之上，是科學家心目中的一種基於理性的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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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鮑林關於和平的設想未免失之天真。1945年初，他被提名參加由20名平民和20名高級軍官組成的國家安全研究委員會，到首都華盛頓開會研討戰後世界局勢。鮑林將此作為自己的莫大榮譽。他懷著急迫的心情出席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並期望會議期間軍民雙方可以相互學習，取得重要成果。

　　然而會議一開始就出現了使人不安的事態。加州理工學院火箭計劃的負責人洛裡岑向將軍們建議，我們必須弄清戰爭是怎樣爆發的，又怎樣才能避免戰爭，委員會應該支持這方面的調查研究。軍方對這項建議的反應是一陣難堪的沉默，他們中一位代表指出和平問題不屬委員會的議事日程。鮑林站起來對洛裡岑表示附議，他說：「主席先生，這是一個極端重要的問題，我們現在就決」定將此問題排除出委員會的職責範圍是很不明智的。」鮑林覺得自己的話很重要，因此當會議結束時在自己的筆記本上記下了這句話。

　　很明顯，軍人和科學家的想法不一致，因此會議也沒有取得任何重要的成果。雙方的不同態度集中反映了指導思想的差異。在將軍們的眼裡，原子彈就是一種武器，它的研製由軍方領導，其秘密由軍方控制，其使用服務於軍事目的。蘇聯紅軍是世界上規模最大的一支軍隊，它決不會放棄從德國人手中解放出來的那些東歐國家。面對蘇聯的侵略，世界各國共享原子秘密是不可能的。世界也許正在走向另一場戰爭——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之戰，脫離這樣的大背景認識原子彈的意義是愚蠢的。而在科學家的眼裡，原子彈的威力是科學家應用新技術的一大成果，如果這一技術能夠加以公開，並供各國共享，則將造福人類。他們通過討論感到最不安的是，軍方將繼續單獨控制原子彈及其相關技術，並繼續對研究工作實施嚴格保密，這就徹底扼殺了共享技術、造福人類的任何可能性。

　　爭執的舞臺已經搭就，而爭奪的對象是對原子技術的控制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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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全國還在歡慶對日作戰勝利的時候，脾氣暴躁的格羅夫斯將軍——軍隊工程部門的負責人，曾監管過五角大樓的建設以及曼哈頓計劃的實施——卻已著手為軍方控制原子彈技術進行立法。他為國防部起草了一個精心構思的法案，其內容能滿足軍方和科技界雙方的要求。法案建議成立一個包括軍方人員在內的九人小組來管理原子能的開發工作，再由這個小組向一個常設的專職部長作出報告。表面看來，這個法案提供了一個軍民共同控制原子能的組織機構，內容溫和，因此獲得了一大批有影響的科學家的支持，包括奧本海默、布什科學研究與發展局的一些負責人以及參與曼哈頓計劃的一些重要人物。這項以提案人的名字命名的海—約翰遜法案於1945年10月4日向議會提出。5天以後，在沒有事先通知的情況下，就在議會的軍事委員會舉行了簡短而又敷衍了事的聽證會。發言者眾口一詞，均持肯定態度。

　　某些當事方明顯表現出來的急於通過梅—約翰遜法案的舉動在科技界迅速引起了反響。各地的討論小組紛紛指出，該法案僅由國防部一家起草，並獲軍方的完全支持。儘管支持者口頭上贊成非軍方控制，而根據法案，陸海軍完全可以、甚至能更加容易地對擬議中的九人小組實施有效控制，而且看起來格羅夫斯本人已瞄準了部長這一職務。不過過了幾個星期，各地的討論小組就開始集會反對梅—約翰遜法案。

　　由加州理工學院的學生和博士後組成的討論小組的活動很具代表性。他們開始在學院教工俱樂部的被稱為雅典娜神殿的地下室裡，開會研討原子能技術的影響及控制問題，並很快成立了一個名為帕薩迪納科學家協會的組織。該協會的宗旨是「更好地承擔科技工作者在促進人類福利和維護世界和平方面的日益加重的責任」，協會主席、副主席以及一些發起者均來自鮑林的實驗室，他們都反對梅—約翰遜法案。

　　1945年11月底發生的一件事情給反對派的活動注入了新的動力。一批美國軍人進入被佔領的日本原子能實驗室，拆散了5台研究型回旋加速器，並把部件扔進了大海。後來瞭解到這些加速器是嚴格地用於非軍事目的的，儘管格羅夫斯很快就公開道歉，但是日本科學家極度痛苦的呼喚在美國科技界激起了廣泛的共鳴。此事清楚表明軍隊根本不懂得純科學研究的基本知識，因此美國原子能研究的控制權顯然不應該放在他們的手裡。

　　於是，1945年的秋季，幾十個精力充沛的青年科學家來到首都華盛頓，他們中有鮑林以前的學生科耶爾，他辭去了奧克裡奇原子能實驗室的工作，全力進行反對梅—約翰遜法案的鬥爭。各地的討論小組聯合組成了一個全國性的組織——原子科學家聯合會，並在國會山附近的一幢無電梯的大樓裡租了一個房間作為辦公地點，配備了一台打字機。他們對議員實行盯人式遊說，向國會各個委員會郵寄油印的申述材料，並用激烈的言詞在報上發佈新聞。

　　反對梅—約翰遜法案聯合陣線中一位激進的領導者、諾貝爾化學獎得主哈羅德·尤裡①該法案稱為「國會所寫的第一個獨裁者法案，你可把它叫作是共產黨法案或納粹法案，也可用其他任何你想像得出的壞名詞。」隨後，這些人提出了自己的修正法案。1945年12月份，民主黨參議員麥克馬洪提出一個包含了原子科學家聯合會的意見的法案。該法案建議成立一個原子能委員會，該委員會將由總統任命的若干名軍外科學家組成的專職小組領導；法案還建議確保研究工作的獨立性並指派非軍方人士任部長。這樣就把軍方排除在外了。

　　①尤裡（Harold Clayton Urey，1893—1981），美國化學家，因發現氖（重氫）獲1934年諾貝爾化學獎，後又研究地球化學和天體物理學，對發展原子彈及地球和其他行星起源理論均有重要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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