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的科學怪傑：鮑林(68)

六八

　　鮑林迅速查看了現場，馬上打電話報警，並通知了新聞記者。他對記者說：「我不知道誰幹了這種有失美國人體面的事情。然而，我懷疑有些心術不正的人認為美國公民也應該遭受迫害，就像德國猶太人遭受納粹迫害一樣。我想這次醜行就是這類人幹的。」

　　報紙刊出鮑林將帕薩迪納入比作納粹的報道後，鮑林家就開始不斷接到恐嚇信和恐嚇電話，威脅他們「立刻趕走那個日本人」。鮑林一概不予理睬。不久，一封打印得十分粗劣的短信寄到了鮑林的辦公室：「除非你立即趕走那個日本人，我們將燒掉你的房屋，擺平你的身子！……日本人殺死了我的父親，真可惜他們沒有強姦你的親人。假如你膽敢將此事在報上大肆宣揚，我們將馬上收拾你廣信的末尾署名「一個鄰居」。

　　鮑林其時正準備去首都華盛頓進行一次例行訪問。愛娃得知這封恐嚇信後，認為不能在他離家期間毫不設防，於是打電話給當地治安官員尋求保護。接電話的官員卻這樣回答：「呢，關於這件事，這是你們雇傭了日本人的結果。」

　　愛娃感到震怒，她立即打電話給美國公民自由協會的朋友們商議對策。迫于律師的壓力，治安部門給鮑林家派了一名武裝崗哨，並保證將那封恐嚇信送交聯邦調查局進行調查。就在鮑林準備離家的時候，調查局派來了特工人員。他們向盛怒之中的愛娃查問她覺得誰可能寫了這封恐嚇信。愛娃向他們發表了一通義憤填膺的長篇講話，控訴政府的拘留營政策及其對公民自由造成的威脅。特工們耐心地聽著，並記下了她的結論性意見：「整個法制體系相當脆弱。」而輪到鮑林說話時，他則冷靜地列出了那些可能知道他家雇傭了一個日本園丁的人的名字。

　　此後沒有發生更多的事。兩周後，武裝崗哨被撤除了。聯邦調查局一直未能查出恐嚇信的作者，而且警察局也未徹底調查汙損鮑林家車庫的肇事者。

　　儘管事情這樣過去了，但其影響十分深遠。鮑林在東部逗留期間，整天為自己妻兒的安全擔心。派武裝崗哨站在家門口值勤，這在美國是極不尋常的一種做法；當地治安官員的反應更是使人氣餒。鮑林從小受到的教育是要相信政府官員會採取正確的行為，而現實卻是必須由律師出場才能維護法律。此外，鮑林還學到了重要的一課：通過像美國公民自由協會這樣的志願者組織在外部施加壓力，是能夠幹成一些事的。

　　最重要的一點是，如果說，他過去還認為愛娃的政治活動有一點走極端，那麼現在事實證明並非如此。那些出於狹隘和偏見對他家進行威脅的人才是真正的極端分子。

　　用後來通行的一個術語來說，這是一次使鮑林「激進化」的經歷。而且，這僅僅是開始。

　　§兒童十字軍

　　五個月以後，隨著廣島和長崎被原子彈所毀，鮑林的社會正義感更加提高了一步。鮑林對原子彈的出現從兩個方面感到興趣。開始時，他急於瞭解原子彈爆炸的物理和力學原理。他通過閱讀一般性的介紹文章和一份非正式的名為《用於軍事目的的原子能》的政府報告，再利用自己的直覺，終於弄清了有關原理。他驚訝地發現，原子彈相對說來是很簡單的，至少在理論上是如此。』

　　當時很多美國人像鮑林一樣渴望瞭解原子彈的技術原理。作為一種比過去的任何武器都要強大幾百倍的新式武器，原子彈也點燃了公眾興趣的火球。每個人都想瞭解科學家是怎樣把它製造出來的。廣島爆炸後的幾個星期，一個瞭解鮑林興趣的人邀請他去扶輪社的午餐會上作一次關於原子彈的科普講座，要求他用外國人也能聽懂的語言解釋原子彈的爆炸機理。鮑林既不是原子物理學家，又不是實際參加曼哈頓計劃的眾多工作人員之一，因此他對自已被邀請作這方面的報告有點驚訝，但是他覺得自己有足夠的知識作好這件事。除了他過去作過的美國現狀系列講座外，他還很少面對非科技工作者作過演講。他覺得最好要帶一些教具。

　　鮑林將一隻木球鋸成兩半，並挖成空心，然後用力把它們拍到一起，發生很大的聲響。這個教具管用！報告時，鮑林借助黑板圖文並茂地解釋核裂變的過程。諸如鈾、钅不這樣一些不穩定的大原子的核裡面含有大量的質子和中子。這些不穩定的原子遭到中子轟擊時就會發生分裂，同時釋放出巨大能量，並使更多的中子解脫出來。這些解脫出來的中子又使更多的原子發生分裂，從而形成了連鎖反應。鮑林告訴聽眾，如果能夠控制反應進程，減緩反應速度，那末原子能產生的巨大熱量就可用於驅動燃汽輪機。這就是廉價而取之不盡的原子能的理論基礎。

　　如果反應進行得很快而又不受控制，其結果就是一枚炸彈。炸彈的中心是幾磅鈾或钅不的某種同位素，做成空心球的形狀，就像他帶來的木球模型一樣。關鍵技術是如何起動核的連鎖裂變，使得幾乎所有的原子核同時分裂。而曼哈頓計劃的工程師們成功地解決了這個問題。他們圍繞炸彈的中心部位放置了常規炸藥，炸藥點燃後，就從各個方向快速地壓縮中間的空心球。鮑林把帶來的兩個木質半球用力地拍打在一起，連鎖反應就此起動，巨大的能量一下子釋放出來——轟！

　　講座給扶輪社成員留下了深刻印象。消息一下子傳開了：這裡有一個報告作得很棒的大學問家。於是到處有人請他去作關於原子能的報告，鮑林成了南加州最受歡迎的演講者之一。

　　但是不久之後，他對原子彈技術方面的興趣很快就被其他方面更重要的關注取代了。早在原子彈襲擊廣島之前，芝加哥、洛斯阿拉莫斯和田納西州奧克裡奇等地的原子彈實驗室裡的研究者們就已經開始組成討論小組，研討他們所做工作的社會和政治含意。這些原子能科學家比任何人更清楚原子彈的實際威力。他們深知，美國對這種威力強大的武器的控制將會改變世界地緣政治的平衡。廣島大爆炸以後，其他的大學和政府實驗室也相繼組織起討論小組，原子彈造成的巨大破壞以及被燒焦的婦女兒童的慘像引起普遍的憎惡和義憤。科學家們因為創造了「這種炸彈」而增添了一種特別的責任感。他們在一起議論科學家的責任，並探討在未來年月裡如何控制這種新的能源。

　　隨著討論的深入，鮑林愈來越深刻地認識到，在新的原子能時代，科學家承擔著前所未有的社會和政治責任。他在廣島爆炸一個多月後寫給友人一封信，裡面寫道：「毫無疑問，由原子能的巨大破壞力給世界帶來的問題壓倒了其他任何問題。我認為，我們除了進行原子能的專業研究外，還要讓世人瞭解科學活動的政治含義。」

　　在帕薩迪納，由加州理工學院、亨廷頓圖書館和威爾遜山天文臺的一些成員組成的小組也開始討論原子彈的後果。鮑林是成員之一，參加討論的還有奧本海默，他在密立根退休後剛剛回到理工學院。奧本海默給世界帶來了原子彈，現在他十分關注如何控制這種武器。小組成員經過討論達成了這樣的共識：原子彈的出現改變了戰爭的本質，使其後果難以想像；而控制這種武器的唯一可行的辦法就是成立某種形式的全球政府。在給芝加哥大學校長哈欽斯的一封信中，鮑林寫道，為了保護世界免受原子戰爭的「難以想像的巨大破壞」，「有賴於成立一個民主的世界政府——全世界人民自己的政府，就像美利堅合眾國的政府一樣。」

　　在美國各地自動組織起來的幾十個科學家討論小組也在相當程度上達到了同樣的共識。這種現象發生在傳統上脫離政治的科學界裡，是前所未有的。這些科學家以及他們的助手突然議論起政治來了，他們三三兩兩地聚集到客廳和教師俱樂部裡，坐到會議桌和餐桌旁，剖析原子彈的政治含義，懷著負罪的心情尋找恰當的方法，以保證他們的發明創造能夠造福而不是毀滅人類。幾乎在一夜之間，這些多數還很年輕、很理想主義的青年科學家發現了共同肩負的社會責任，而這在以前是他們沒有意識到的。他們還為解決原子彈問題開出了相同的藥方。科學家是啟蒙運動中的兒童。他們都像鮑林一樣，相信人類的理智、進步和善良的本性，相信科學方法的價值，信仰民主。他們本身的生活經歷驗證了這些東西的價值。在戰後的最初幾年裡，科學家對原子彈的認識達到了高度的一致。這個事實說明，只要接受適當的教育，任何理智的人都能得出與他們相同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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