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的科學怪傑：鮑林(67)

六七

　　在鮑林的名聲節節上升之時，一些重要的老一輩化學家開始陸續謝世。曾經耐心教會鮑林Ｘ射線晶體學的迪金森于1945年英年早逝。第二年，鮑林的導師、楷模和朋友路易斯在做實驗的時候猝死於突發性心臟病，被人發現時已蜷縮在實驗桌下面。鮑林說，「他的死對我是一個巨大的打擊。」1948年托爾曼死於腦溢血，這離他復員回到理工學院僅一年時間。

　　領導權開始轉移到鮑林一代人手裡。為加州理工學院在1946年初開始物色人選接替密立根的院長職務時，至少有一個支持者提出了鮑林的名字，這個支持者就是愛娃·海倫。她對每一個願意傾聽的人宣傳鮑林是一個十分傑出的院長人選。然而鮑林本人倒不大願意讓行政工作來耗費他的生命，因此並沒有為得到這個職務而進行遊說。董事會最終聘任杜布裡奇接替密立根擔任加州理工學院院長。此人是鮑林的同一代人，一位熟練的行政管理者，他曾經在麻省理工學院的放射實驗室領導了雷達的研製工作。

　　身居高位，受人尊敬，生活富足，鮑林開始過上了一個領銜科學家的優裕生活。他經常外出旅遊，應邀講學，接受嘉獎，還指導別人在他感興趣的領域裡開展研究工作。免疫化學仍然是鮑林傾心喜愛的研究領域之一，此時坎貝爾在一位傑出的博士後普萊斯曼的協助下，正在為最後確定抗原和抗體的相互作用而加緊工作。鮑林對這項工作傾注了極大的熱情，並投入了大量的經費。他還指導依泰諾進行鐮狀細胞血紅蛋白的研究。依泰諾是一個剛畢業的醫學博士，他希望在鮑林的指導下再得一個哲學博士學位。鮑林公開宣佈他正在尋找有志於從事基礎研究的青年醫師做他的研究助手。他還把科裡召回身邊，繼續從事氨基酸和小肽分子的結構研究。

　　鮑林喜歡外出巡迴演講，並有很多這樣的機會。化學家開始明白，鮑林對化學的貢獻直接改善了他們的待遇。於是鮑林開始得到各種各樣的獎勵。在戰後的幾年裡，鮑林獲得了化學界幾種最高的獎項：美國化學學會（東北地區）授予的理查茲勳章；美國化學學會（芝加哥地區）授予的吉布斯勳章，還有英國皇家學會授予的戴維勳章。

　　戴維勳章對鮑林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因為它意味著鮑林的成功不僅在國內，而且在國際上也得到了承認。鮑林回憶說，戰後他在英國的聲譽「非常高」，原因之一是由於他對矽酸鹽結構的研究成果超過了勞倫斯·布拉格的成果（布拉格那時正領導著著名的劍橋卡文迪什實驗室）；另一個原因是由於德高望重的牛津大學化學家瑟奇維克對他的支持。瑟奇維克1931年訪問美國時對鮑林的成就印象極深，通過他編著的英國化學書籍，更多的人開始瞭解鮑林的鍵價理論。

　　1947年，在瑟奇維克的大力促成下，鮑林從英國獲得了另一項很高的榮譽：牛津大學為期一年的伊斯曼教授職位，由校方支付所有費用，包括隨行家屬的費用。鮑林很高興去牛津，但是一年的時間對他來說太長了。他告訴瑟奇維克和牛津校方，他將很高興從1948年的1月到7月，即該學年的第二、第三學期，到牛津大學講學。成行之前出現了一個小麻煩：伊斯曼教授職位只能授予牛津大學碩士學位獲得者，而鮑林不是。但這個問題通過一點簡單的技術處理就解決了。牛津大學很快授予鮑林榮譽碩士學位，這是鮑林一生中得到的唯一一個碩士學位。

　　更多的榮譽接踵而來。1947年4月，他被提名為美國科學院院長，這是鮑林很希望得到的一個職位。然而由於他即將赴英國講學，他只得從候選人名單中將自己的名字撤出。沒過多久，美國化學學會會員又提名鮑林為該學會主席。這次鮑林聽其自然，因為他想自己即使當選，在第一年內也並不實際上任，沒有多少事情要做。正式任期要從1949年開始，那時他早已從英國歸來了。

　　儘管鮑林自己並不在乎美國化學學會主席的職務，但獲得提名這件事卻再一次證實了他在化學界的崇高地位。在長達20年的時間裡，他所從事的化學研究終於從邊緣旁支發展成學科主流，而這一結果主要是由於他作為理論家、著作家和演說家的傑出才幹促成的。現在他已變成全美以至全世界最出名和最受人尊敬的化學家之一。1947年12月底，選舉結果揭曉，他以較大的優勢當選為美國化學學會的主席。

　　對鮑林當選表示不滿的只有一小批反對鮑林的化學學會會員。對於一個純學術組織來說，他們反對的理由是很不尋常的：他們不喜歡鮑林的政治觀點。

　　◎13　政治科學

　　§日本人之友

　　在整個戰爭年代，鮑林在與家人短暫相處以外的時間裡，唯一關心的事情總是科學。但是，戰爭結束之後，鮑林的經濟條件得到改善，學術地位達到巔峰，他開始有暇他顧，此時愛娃·海倫對他的影響開始表現出來了。

　　愛娃在戰爭期間的活動逐步帶上了政治的色彩。珍珠港事件後，她驚恐不安地看到一股反日歇斯底里籠罩著加里福尼亞。她從報上看到那些日裔美國人家庭遭到威脅，住房窗戶被砸碎，牆上塗滿了侮辱性語句，他們的孩子遭人唾棄。美國政府計劃將沿海地區的日籍公民和日裔美國人統統趕到建於海島上的集中營去，儘管沒有任何證據說明這些人是日本間諜或幹了什麼壞事。愛娃認為，政府的這種政策是徹頭徹尾的種族主義。這件事成了鮑林家飯桌上的中心議題。愛娃告訴孩子們，一個國家的政府在戰爭期間可以變得怎樣的殘酷無情。鮑林開始時對此毫無興趣。愛娃回憶說：「他太忙，根本不知道周圍事態發展的情況。」然而愛娃的執著和激情終於感染了鮑林，他很快也認清了美國政策的實質。美國政府說，這樣做的目的是保護敏感地區免受日本人的破壞，同時也為了保護那些忠於美國政府的日裔美國人免受憤怒的白人鄰居的傷害。然而鮑林和愛娃一樣，認為政府的這種做法完全是因為日本人的不同膚色。愛娃說：「在美國竟會發生這樣完全違反憲法的事情，真叫人難以置信。」

　　愛娃全身心投入了反對拘留令的運動。她志願參加當地的美國公民自由協會，打印信函，分發郵件，鼓動親友，努力提高公眾覺悟。但她的努力於事無補，到1942年，拘留令終於正式頒佈實施。西海岸地區的日裔美國人被集中遣送到了海島上的集中營。

　　使鮑林親身感受到事態嚴重性的是他的一個名叫池田的日裔美籍研究生的遭遇。池田參與了鮑林的免疫學研究，是製造人工抗原的專家，也是鮑林實驗室裡最有才幹的人之一。他不願到鐵絲網後面的營房裡消磨歲月，於是請求鮑林幫助他離開沿海禁區以繼續自己的工作和學業。1942年整整一年，鮑林到處聯繫，幫助池田在東部謀取一個職位。「池田是一個討人喜歡的青年，完全像一個地道的美國人，」鮑林在給哥倫比亞一個同事的推薦信中這樣寫道，「如同相信任何一個在美國出生的日本人一樣，我對他的忠誠毫不懷疑。」由於美國當時與日本處於交戰狀態，要找到一個願意接納池田的學校難上加難。然而最終他還是為池田在東海岸覓得一個職位，使他免受拘留厄運。但鮑林為此付出了代價：他必需用加州理工學院的經費支付這個年輕人的工資。

　　鮑林評判人的標準是看他的知識和能力，而不是他的膚色。因此當他看到種族歧視的表現，特別是看到政府也在推行這種政策時，就特別感到不安。然而，儘管妻子愛娃在戰爭期間志願為美國公民自由協會積極工作，他自己一直專注於科學研究，但是在1945年3月，為了照顧一個日裔美籍人，他家竟然遭到了一次報復行動的襲擊，此後鮑林的態度就開始發生了變化。當時公民自由協會洛杉磯分會詢問愛娃，她是否能為一個剛從集中營獲釋、並應徵赴歇爾貝軍營人伍的日裔美國人提供幾天短期的工作，愛娃表示樂於提供幫助，讓那個人來家中當兩天園丁。於是這個靦腆的日裔青年懷著感激之情來到梅德爾山的鮑林宅第，在院子裡做些修剪和清潔工作。他只呆了星期五和星期六兩天，隨後便去了軍營。

　　哪知星期一的早晨就出了事。鮑林14歲的兒子彼德跑進屋子，氣喘吁吁地對著父母大聲喊叫：「你們快出去看呀，車庫被人塗得一塌糊塗！」鮑林出去一看，簡直不能相信眼前的一切，有人在車庫門上塗抹了這樣的大字：「美國人該死，我們愛日本人，日本人在這裡做工。鮑林。」上方胡亂畫著一面日本旗，還在郵箱上塗寫了「日本人」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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