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的科學怪傑：鮑林(39)

三九

　　但是她發現，單純的家庭生活滿足不了自己的需要。她不想「老實本分」。愛娃閒不住，對許多大問題感興趣；她廣泛地進行閱讀，並思考著國內外大事。30年代，她小時候受到的自由激進思想開始復蘇，她重新對政治和社會事務發生了興趣。

　　他們剛剛結婚時，愛娃不同丈夫討論政治，因為鮑林子承父志，相信共和黨的政治主張。在他最初兩次總統選舉投票中，鮑林投了赫伯特·胡佛的票。但是隨著大蕭條的持續，愛娃越來越信奉新政，並公開發表言論支持羅斯福和其政府幫助窮人的計劃。

　　她已經不能有效地和鮑林談論科學問題了，但是可以談論政治。不久，她的言論引起了鮑林的重視。鮑林說：「我開始傾聽她關於貧富差距、關於資本家和工人的言論。民主黨離我心目中的正義的距離似乎比共和黨要近一些。」在愛娃的敦促下，鮑林改變了對黨派和其他一些問題的看法。當他開始認真進行思考時，他開始用愛娃的眼光來看待一切。日益加深的經濟危機和由此產生的社會動盪似乎預示著資本主義的破產。加利福尼亞到處是失業遊民和政治抗議，鮑林開始傾聽人們的抱怨。1934年，在愛娃的強烈影響下，鮑林投了社會民主黨人的票，選阿普頓·辛克萊當加利福尼亞州長。從那以後，鮑林成了一個堅定支持羅斯福民主黨的人。

　　§創建天堂的實驗室

　　鮑林新的政治觀點與加州理工學院的氣氛是格格不入的。多數科學家認為，政治是一個充滿污穢、臆斷和偏見的雷區，任何一個追求客觀的科學家都應該退避三舍。然而，學院的結構本身就含有一些政治的因素，這一點在校長密立根身上尤為突出。他認為，新政是左翼的家長制，會破壞國家的自立，而大蕭條不過是社會機器暫時的卡殼，主要的影響是，科學家必須加倍努力才能創造更多的財富。他對那些找不到工作的人沒有絲毫的憐憫。他說：「把失業叫做休假，你就馬上會有不同的認識。」

　　加州理工學院塑造了鮑林的職業生涯，而密立根對學院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密立根的父親是衣阿華州基督教公理會的一名牧師，他本人是一位出色的實驗科學家和能幹的管理人員。他領導加州理工學院長達四分之一世紀，親手把它從一個充滿生機的小學校變成了全國主要的一個學術中心。在外人看來，密立根就是加州理工學院——有人稱之為「密立根的學校」。他的成就還不止於此。在他1923年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之後，在一段時間裡，他代表了美國公眾頭腦中的科學家形象。他下巴方正，滿頭銀髮，看上去像一個「博學睿智和德高望重的銀行家」。

　　就像《時代週刊》在1927年一篇封面文章中所稱的那樣，他生來就具有商家特有的那種口若懸河的本領，又有中產階級技術官僚的靈魂。密立根談論科學的時候更像在傳教，在廣播電臺，在「扶輪國際」分會的午餐會上，在大眾雜誌上，在花卉協會的聚會上，他都是這樣。他是公開承認自己信奉上帝的為數不多的幾個科學家之一。他驕傲地指出，科學發展和資本主義經濟發展之間存在著密切的聯繫，並以說服別人出資捐錢為樂。他代表了新生的科學家出身的官僚，他們將在20世紀中葉在學術界和政界嶄露頭角。他要傳達的信息很簡單：「人類面臨的最大的問題是，如何更好地刺激並加速科學成果在人類生活各個領域的全面應用。」

　　他的這一主張在南加利福尼亞的銀行界、商業界、工業界和專業人員那裡得到了熱烈的響應。海耳正是在這些富裕的捐款人的支持下首創了加州理工學院，而密立根不僅確保了這種資助能夠延續不斷，而且還增加了許多倍。他是籌措資金的大師，他能夠投聽眾所好，利用他們的自尊、貪婪、虛榮，甚至是種族偏見。他說，南加利福尼亞是上帝、物理的聚會之地，天命所是，希望之鄉，在地理、氣候和人口上都適合成為一個大熔爐，科學進步、商業靈感和基督教價值將共同解決社會頑疾並迎接未來的挑戰。密立根告訴那些可能捐款的人說：「就像三個世紀前的英格蘭，當今的加利福尼亞標誌著雅利安文明的最西部的邊睡。」在這裡，西方的白人文化將與東方日益增長的經濟交匯在一起，大家都會受益。在這裡，大型工廠將拔地而起，荒漠將被改造為繁華之都。所有這些當然需要科學知識和工程技術。他相信，加州理工學院是創建天堂的實驗室。

　　密立根能夠在純粹的科學研究和工業利潤之間杜撰出令人心動，但實際上含糊不清的前景。他從不承諾會有某一個具體的研究成果，然而他能讓那些富裕的捐款人覺得給加州理工學院的贊助是一筆對當地未來經濟繁榮的精明投資。他們相信他的佈道。加州理工學院校董會的一個席位成了當地最富有的人的一種榮譽象徵。在整個20年代，金錢滾滾地流入了學校。

　　加州理工學院公司化的管理體制使這種科學與商業的結合成了一種固定的形式。密立根在剛來的時候就拒絕採用校長這個一般的學術頭銜，堅持由同樣數目的商人和教師組成的一個行政委員會來管理學校。他這所學校的領導將不是校長，而是一個他自封的更為商業化的頭銜，執行董事。青年教師經常昵稱他為「長官」。學校各系都由，些理事會領導，正教授和系主任享有相同的投票權。系內事務由教師委員會監督。這種有意識制定的公司體制降低了集中領導的重要性，更強調集體領導的成果。工商界人士非常喜歡這一種形式。

　　他們還十分欣賞「長官」所擅長的利用新聞媒介的能力。1932年，報刊發行人亨利·盧斯認為更多的工商界人士希望瞭解加州理工學院的情況，因此，他讓密立根送一些材料給他發表在《財富》雜誌上。對密立根來說，一篇新聞報道是遠遠不夠的。「我對他的答覆是，……該做的是派一個人到這裡來住一段日子，」他回憶說。盧斯派了一名他最好的記者——不久，他成了《財富》的編輯——密立根讓他在教師俱樂部住了一個半月。密立根對記者的精心安排得到了回報。

　　發表在1932年7月的關於加州理工學院奇跡的文章不僅僅是一篇吹捧之作；它是一首頌揚科學進步、色彩斑斕的長篇詩歌。加州理工學院是「富商巨賈培育的科學殿堂……在威爾遜山下的平原上，雅典和迦太基、亞力山大和吳哥、羅馬和巴黎、卡特萊斯和倫敦的歷史正在重演。……學院無所畏懼。它帶著一種成功和富裕的姿態迎接陌生人。學院勇往直前，典型的西部風格。它無所顧忌地敲打著宇宙的大門，就像貝多芬著名的四重奏中的主旋律。」文章在介紹鮑林時說：「在晶體和分子結構方面的研究使他在去年贏得朗繆爾獎，他已成為全國最優秀的青年化學家。」

　　在大蕭條期間，在加州理工學院一台蒸汽挖土機的一側，一個虔誠的牆頭藝術家寫道：「耶酥救世。」在下面，另外一個人用粉筆加了一句：「但功勞歸之於密立根。」

　　不過，即使是密立根也不能使加州理工學院從大蕭條中倖免受到不利的影響。隨著利率直線下降，學院投資的受益急劇萎縮；它投資的股票和債券只剩下一半的價值。加州理工學院最大的一項收入來源，木材大王阿瑟·弗萊明巨大的委託基金一夜之間化為烏有，這使學校行政深受震動。1932年，學校的赤字達到80000美元。幾乎所有的建設都停了下來，包括計劃中的對諾伊斯化學樓的擴建。研究費用和旅差費用一減再減，密立根還請求所有的教師接受百分之十的減薪。鮑林不得不同意減薪，每年從學校得到的4500美元的研究經費也所剩無幾，同時還放棄了學校答應的每年500美金的差旅費。

　　此時，鮑林正全副身心地投入自己的工作，迫切地需要為自己急劇膨脹的研究隊伍擴充辦公場地。他既沒有時間，又沒有興趣來同情上司面臨的預算問題。他聲言反對減薪，不願意自動放棄差旅費，並明確表示對日益萎縮的研究資助不滿。諾伊斯、密立根和海耳使出渾身解數讓他高興。有一陣子，海耳和其他一些理事從自己的口袋中掏出錢來資助鮑林的研究，而且當化學系新樓停工之後，海耳在他新的天體物理學大樓裡騰出教室來作為鮑林的實驗室。

　　密立根加倍努力地在他的企業界朋友處籌措資金，但是大蕭條使他的蓄水池也乾涸了。從政府那裡得不到多少錢，而且密立根認為科學家無論如何不應該和公眾在同一個馬槽中進食。

　　不過，學校終於找到了另外一個巨大的基金來源——這筆錢將幫助加州理工學院渡過難關，並且將改變鮑林的學術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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