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達書庫 > 名人傳記 > 20世紀的科學怪傑:鮑林 | 上頁 下頁
四〇


  ◎8 生命科學

  §一大筆錢

  約翰·洛克菲勒碰到了麻煩。他巨大的俄亥俄萊馬油田產出的原油含有大量的硫,聞起來就像臭雞蛋。大家稱之為臭鼬汁,沒有人購買。他的煉油廠不能去除這一種臭味,因此,面對成萬桶毫無價值的原油,洛克菲勒束手無策。

  一群在他印第安納工廠的化學工程師請他出資以便尋找一種去除異味的方法,洛克菲勒拒絕了,因為他不想再將錢扔到水裡去。但是,有幾個工程師繼續在業餘時間鑽研這一問題,並在1913年成功地找到了一種「裂化」石油的方法。這一新工藝不但去除了惡臭,而且使汽油的產量翻了一番。目睹這一成果,洛克菲勒茅塞頓開,幾乎在一夜之間,他成了科學的堅決支持者。

  這位工業大亨在晚年常常思考該如何來支配多年積聚起來的巨大財富。在他的親自過問下,他建立的數額龐大的慈善基金有很大一部分投向了科學的目標和方法。洛克菲勒是一個基督徒,然而更是一個實用主義者,他並不希望把自己的錢施捨給那些有困難的人;他希望找到問題的根源,並消滅這些根源。他希望自己的投資能夠改善人類的生活,而科學無疑是當代最有效的途徑。

  20年代,在由哲學教授轉變為科學倡導者的威克立夫·羅茲的管理下,洛克菲勒慈善基金開始對純科學進行大規模的資助。羅茲最大的一筆贊助是投給加州理工學院海耳的帕洛馬山天文臺的望遠鏡,而這不過是20年代洛克菲勒基金投給這所學校許多筆鉅款之一。羅茲喜歡一下子投一大筆錢,而他之所以偏愛加州理工學院是因為他相信——與多數科學家的觀點相同——最好的研究成果是由少數幾個精英院校的頂尖科學家完成的,而且科學家本人比基金管理者更清楚該如何來開銷這筆錢。羅茲的方法是確定基礎研究最有價值的中心,提供一大筆附加條件極少的資金,並允許科學家自己去決定該如何處置這筆錢。需要分發的錢很多。到1932年,光是洛克菲勒慈善基金為美國科學研究提供的資金就達到本世紀初對科學的所有捐助額的六倍。科學史專家丹尼爾·凱弗裡斯形容說,羅茲成了「科學界的中央銀行」,而且他最愛說的一句話「讓山巔更高些」也成了基金會非正式的座右銘。

  在洛克菲勒和卡內基的慷慨資助以及私人捐款的推動下,私立科學中心,如加州理工學院、麻省理工學院、哥倫比亞大學、哈佛大學和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在20年代迅速壯大——更不用說洛克菲勒一手扶植起來的學校,如芝加哥大學以及紐約市的洛克菲勒醫學研究院。不僅新建了大批基礎設施、教學樓和實驗室,學科的力量和影響也大大提高。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政府、企業和科學界三者之間結成的聯盟——表現為海耳和密立根的全國科學研究委員會——在20年代得到了進一步的鞏固,形成了一個由學術權威和社會名流組成的科學「集團」:大學教授,商人,政府官員,慈善基金管理人和有錢的理事會,以及國家科學院院長和美國科學發展協會會長。他們在學術會議上互相交流,在彼此的俱樂部中共進晚餐,向對方提出建議,彼此提供資金,互相提名擔任更重要的職務,並共同規劃了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科學進程。

  這一體制對加州理工學院非常有利。例如,海耳、諾伊斯和密立根都是國家科學研究委員會的組織者,同時也是國家科學院中頗具影響力的人物。當卡內基基金會——該會基金資助了海耳的威爾遜天文臺——在1919年尋找新的主席時,海耳和諾伊斯確保他們共同的朋友和前國家科學研究委員會主席約翰·C·麥利安能獲得提名。正如諾伊斯向海耳指出的那樣,「這樣安排的話,你。我、他三個人就可以基本上左右卡內基基金會的政策。」在麥利安當選後,諾伊斯不費吹灰之力就獲得了卡內基基金的贊助:在20年代用於各種化學研究項目的20萬美金——占到化學系一年總開銷的三分之一。其中一部分錢資助了鮑林的早期科學研究。

  毫不奇怪,當時擔任《科學》雜誌編輯的詹姆斯·卡泰爾尖刻地把這種錯綜複雜的聯繫比喻成天文學中計算涉及幾個天體時的行星運動所碰到的難題。「科學研究委員會屬￿國家科學院,或者是國家科學院屬￿科學研究委員會,或者兩者都是帕薩迪納的衛星,這是一個涉及三個天體的複雜問題。……卡內基公司、洛克菲勒基金會和國家科學研究委員會則是另一個涉及三個天體的問題。」

  * * *

  到了20年代末,從私人慈善基金那裡獲得的資助成了加州理工學院一項至關重要的收入——占總資產的百分之二十——其中很大一部分來自洛克菲勒基金。

  諾伊斯從卡內基基金獲得了很多錢來資助他的物理化學項目,現在他把目光轉向洛克菲勒基金,希望通過它來擴充有機化學系。有機化學是加州理工學院的一個弱項。諾伊斯在系裡唯一的有機化學家是特洛普時代的一個遺老,名叫霍華德·盧卡斯,諾伊斯認為他不夠傑出。在諾伊斯看來,有機化學——對碳化物這種生命分子的研究——是一塊基石,由此可以通向他心儀已久的其他領域:生物化學和醫學研究。諾伊斯相信,這將是他這個科學分支的重大進步,在這一交叉學科中,化學可以促成生物學的革命,就像在他的幫助下,物理曾經促成了化學的革命一樣。早在1922年,他就批准了一個在加州理工學院試製胰島素的項目,並在隨後的幾年中,用卡內基提供的資金擴大了這一項目;他甚至想在理工學院內創建一個以研究為導向的醫學院。

  不過,第一步必須是有機化學。他需要尋找一個新人,一個具有國際聲譽的科學新星,這樣才可能以他為核心建立一支研究隊伍。他開始尋找資助來實現這一計劃。在90年代中期,諾伊斯說服洛克菲勒基金提供了一大筆贊助,包括雇傭一個新的有機化學家的費用,但是他找不到合適的人選。有機化學是歐洲,特別是德國的專長,在美國很難找到一流的學者,詹姆斯·布賴恩特·科南特是美國有機化學領域的第一人,但是1927年他在加州理工學院考察了兩個月後,接受了哈佛大學的提議。接著諾伊斯的健康開始惡化,分散了精力。1930年,這一職位仍舊空缺,而洛克菲勒基金又給了加州理工學院一大筆贊助:20萬美金,並保證會有更多的資金用於自然科學的發展,包括為蓋茨實驗室再蓋一個新的有機化學樓。

  諾伊斯把目光投向了鮑林。在鮑林將共振思想運用到苯分子結構的時候,諾伊斯就問過他能否考慮把自己的頭銜變成有機化學教授。對諾伊斯而言,益處是顯而易見的:在他的新樓裡可以有一位大家公認的天才,一位具有建立一個新系所需凝聚力的科學家。但是鮑林很快就拒絕了。鮑林喜歡思考生物學問題——諾伊斯鼓勵系裡的教師參加生物系的研討會,鮑林和遺傳學家摩爾根小組中的年輕人混得很熟,甚至還翻譯了一篇德文的遺傳學論文,並且對此發表了自己的見解——不過,鮑林主要的興趣仍然圍繞著晶體結構和化學鍵。他相信自己的量子化學的結構法是所有化學的基礎,包括有機化學和無機化學。被提升為正教授時,鮑林堅持把自己的正式頭銜從物理化學教授變成了更為通用的化學教授。變回到有機化學將是一個退步。他不希望被歸到某一類。

  名稱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鮑林實際做了些什麼。諾伊斯認為鮑林在化學鍵上的工作是化學學科上最重大的進步,有機化學也不例外。只有鮑林有能力來推動一個科研項目。不管怎樣,鮑林的小組將佔據新大樓的中心位置。不過如果他的研究能夠稍稍偏向生物學課題的話,將很有好處。

  鮑林是個聰明人,他能夠看准風向。1932年2月,鮑林同時向洛克菲勒基金會和卡內基基金會提出了申請,要求在五年時間裡,每年得到一萬五千美元的經費支持「對無機物和有機物結構的系列研究,包括理論和實驗工作」。他要求資助的許多工作涉及到X射線晶體學和電子衍射的課題,但是他同時也描述了自己對有機分子日益增長的興趣——出於對苯分子結構研究的成功。「我可望解決簡單的有機晶體和分子的波函數,」他寫道,並運用半經驗的方式來「確立一整套原子半徑和結構的原則,以便有把握地對原子排列,包括原子間的距離、任何分子的一般電子狀態和其相對于其他分子的穩定性,作出預測。這些知識對生物化學也將是至關重要的,可以進而確定蛋白質的結構,確定血紅蛋白和其他複雜的有機物的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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