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的科學怪傑：鮑林(38)

三八

　　隨著名聲日隆，鮑林的生活發生了變化。1931年，在初次擔任助理教授之後不到四年，鮑林被提升為加州理工學院的正教授。1933年，他手下的研究生和博士後比任何別的化學系教授要多上一倍。他被母校俄勒岡農學院授予榮譽博士學位。來自別的學校的任職邀請蜂擁而至——斯坦福大學、倫敦大學、俄亥俄州立大學——他在加州理工學院的工資也因此而一路上揚。每一個學年，他只需教一個學期的課，有充分的時間來進行科研。一位同事記得，諾伊斯向每個人表明，這個精力旺盛的年輕人是他的「心腹」，而且可能是他蓋茨實驗室主任一職的繼任者。他每年在伯克利的授課也鞏固了他和路易斯的友誼——鮑林記得，他倆在路易斯煙霧騰騰的辦公室裡進行了「精彩的辯論」——兩人甚至考慮就原子價問題合著一本書。（這一設想從未實現。）

　　但是，對鮑林而言，那些年裡最大的榮譽莫過於入選國家科學院。這一成就的成功策劃者是諾伊斯，這使鮑林跨上了一個重要的臺階。科學院是全國最具有聲望、資格審查最嚴格、最講究資歷的科學俱樂部；30年代早期，在全美數萬名科學家中，只有250位科學院院士，多數人要比鮑林年長一倍。當鮑林在1933年5月被接納為科學院院士時，他成為建院70年歷史上最年輕的院士。

　　在32歲的時候，鮑林已躋身于全國科學家的最高層。他既年輕，又有名，幹著自己喜歡的研究工作，而且收入不薄。他有幾個健康活潑的子女，更有一位賢淑的嬌妻。加州理工學院滿足了他幾乎所有的要求，他能夠隨心所欲地旅行、作報告，並且發表一流的成果。

　　成功和讚譽的溫暖陽光將他青年時代的羞怯一掃而光，他開始贏得最自信、最外向科學家的名聲。在院系的聚會上，他和路易斯一樣，成為人們熱烈討論的中心。他喜歡喝烈性酒，愛說笑話，即便那笑話有些不雅，有時他會被自己的妙語引得哈哈大笑，在屋子的另一頭也能夠聽見。鮑林的睿智同時具有嘲諷的一面，經常對那些自命不凡的人、思維遲鈍的人和自己不喜歡的學者挖苦和嘲諷。

　　他春風得意，而這一切在他身上也產生了顯著的變化。他的講課風格從自信變為聲情並茂。他大踏步地走進教室，一頭波浪長髮在風中飄揚，眼睛奕奕生輝。他的講課內容似乎缺乏聯繫，期間點綴著一些快如閃電的心算，對同事的挪揄，以及在早報上讀到的消息。他揮舞著手臂模仿氫原子，用化學品變著魔術，畫了一門炮向電子發射光子的漫畫。有時他會躺在講臺上授課，學生稱之為「羅馬式」，一隻手支著頭。鮑林的本領是在這一切紛繁的表演之中組織一堂前後連貫、令人大開眼界的講演。

　　物理學家馬丁·卡門記得鮑林在30年代中曾經到芝加哥大學訪問過一次。在一個「美妙的星期一」，有消息說物理化學例行的午間討論會暫停一次，因為萊納斯·鮑林來了：

　　鮑林在午前趕到。學生們看見一個穿著隨便、神采奕奕的年輕人，
　　禁被他吸引，又有些驚訝。他精神抖擻地走入課堂，教室裡早已擠滿了想
　　一睹偉人音容笑貌的學生。鮑林把手支在黑板旁的講臺上，用手攏了一攏
　　滿頭亂髮，示意學生們再往前來一點。他注意到講臺前還有幾張椅子空著，
　　就熱情地招呼擠在門旁的學生來坐。因為這些椅子是留給老師的，學生們
　　都不肯上前，但是鮑林不理這一套。在他的一再堅持下，幾個學生緊張地
　　坐了下來。演講開始了，鮑林飛快地在黑板上寫下了他要講的五個題目，
　　然後一個接一個，有時也綜合在一起滔滔不絕地論述。他用十分有力的語
　　言來描述每一個題目，包括對參加工作的研究人員的生動評述。……他在
　　研討會上所作的講演真是一篇精彩無比的傑作，給我們每一個學生留下了
　　終生難忘的印象。

　　鮑林熱愛教學，一部分原因是出於對自己所受教育的好惡，也有一部分原因是出於對自己學科的新認識。他認為化學教育首先應該培養一種神奇感。早在1930年，他就建議改變加州理工學院化學系一年級新生的教學方法，少講理論和數學，首先培養學生對描述性化學的深刻認識。「為了激發學生對化學的興趣，我們不能讓這一課程全部由解釋性的內容組成，而忘記我們為什麼要作出解釋，」他說。「我不知道有哪一個化學家是被理論化學吸引到這一領域來的。最初能夠吸引化學家的是他對化學品及其反應的興趣。」他還建議給學生看「我們現在所瞭解的」分子結構圖，以便讓他們對正在學習的內容有一個具體的認識。這些分子結構圖現在早已是化學教材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而當時尚沒有人運用過。

　　更為重要的是，他認為化學課程傳授給學生的不應該是一大堆鬆散的材料，而是一門有嚴謹連貫的理論基礎的科學。他關於化學鍵的理論就可以用來解釋許多化學現象，從熱力學到晶體結構，從無機化學到有機化學，在一個新的層次上揭示了規律和意義。因此，他開始圍繞這些基本課題組織具體的教學。

　　那些在化學和數學方面功底扎實的好學生成了鮑林理論的忠實信徒，而那些本科生，特別是缺乏這方面準備的非化學專業的學生，則覺得鮑林的課程艱深和費解。

　　對於那些對他不怎麼恭敬的學生，鮑林有時是很不客氣的。一次，在給新生上第一堂化學課的時候，他的「羅馬式」姿勢引起了學生們哄堂大笑。鮑林卻絲毫不覺得有趣。一位1933屆的學生回憶說，鮑林「沖著班裡個子最大的一個學生——後來是校橄欖球隊的後衛——發了火，把他趕出了教室。從那時起，我們班在上他的課時都非常嚴肅」。也許，從某些方面來看，他仍然太年輕，引不起別人足夠的重視。在1934年夏天，為了讓自己看上去更成熟一些，更像教師一些，鮑林留起了赭色的鬍鬚，並時斷時續地留了好些年。

　　鮑林的學術生涯青雲直上，他和愛娃的關係也發生了變化。她曾經能夠幫助他進行工作，記些筆記，畫些草圖，並製作一些晶體模型。但是鮑林的工作越來越理論化，越來越複雜，她漸漸地趕不上了。「起先我幫他做些索引，一開始還做些校對，」她回憶說，「但是他發現別人比我做得更好，也沒我這麼費勁。而且我開始有了自己的興趣，我開始把時間花在別的方面。」

　　「別的方面」主要是孩子和家庭。1932年末，鮑林一家搬到了緊靠加州理工學院的一所較大的屋子，有更多的家務要做，而且現在有三個孩子要照料：新生兒琳達，1歲的彼得和調皮的7歲的小萊納斯。正如她一貫的態度，愛娃全身心地承擔起自己的新職責。在1927年，她給自己寫道：「如果一個女人坦誠直率，思路清晰的話，她很快就會認識到，不管她選取了哪一種終身事業，她都不可能比一個男人做得好，除非這一事業是在家中管孩子。」她在大學裡受到的是紮根於科學的家政學教育，她在婚後很早就決定要創造一個理想的家庭，培養理想的孩子。

　　鮑林一家的生活形成了定式。愛娃每日照料孩子，整理房間，洗衣做飯；鮑林則整日埋頭於科學。家裡有一間小書房，他總是一早就進去開始工作。早餐後，他走過兩個街區到學校，然後在辦公室或是實驗室幹上一整天。他回家吃晚飯，接著回到學校出席晚間討論會，或是鑽進書房繼續計算，一直到深夜。週末和大多數節假日也不例外。他經常外出開會或舉行講座，大多數時候獨來獨往。他出門多數時間喜歡坐火車，因為這可以讓他一個人不受打擾地進行更多的研究。

　　愛娃覺得自己有義務讓丈夫騰出更多的時間來工作。她承擔了所有的家務，包括洗衣做飯，不讓孩子們去打擾他，精心安排起居，好讓他有充裕的時間。這既是一個家庭主婦的日常安排，更是一個聰明女人的明智抉擇。愛娃後來說：「一個稱職的科學家必須無時無刻地進行著思考。他通常不希望自己的思路被打斷。作為科學家的妻子確實需要老實本分一些。她們不應該抱有什麼奢望。你瞧，她們不用上劇院；她們不用上館子。……她們得有自己尋找樂趣的本領，並深入地想一想生活的真正意義是什麼。」

　　她的話中有一些怨氣，對成天見不到丈夫的不滿，對兩人平行疏遠的生活的不滿，以及對生活在鮑林的影子中的不滿。愛娃覺得自己在很多方面不比鮑林差；她的自尊心也很強，她同樣可望獲得承認。她愛自己的孩子們；她的丈夫回憶說，她是一個「極其出色的廚師」，並且儘量享受著家庭中有限的天倫之樂。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