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衛·奧格威自傳(31)

三一

　　第八章　奇跡森林

　　執掌西爾斯·羅伯克（SearsRoebuck）百貨商店期間賺進了大筆財富的朱利斯·羅森沃德（Juiius Rosenwald）曾說過：「我從來都不能理解，為什麼大家都相信一個人會賺很多錢，他就一定很有頭腦。有些白手起家成為富翁的人，是我這輩子見過的最愚蠢的人。有錢人不會因為有錢就聰明，他們也並非因為聰明才賺到了錢。永遠不要把財富與頭腦混為一談。」

　　親愛的讀者，你知道自己的智商是多少嗎？我一直都以為我的智商在145左右，比天才低，但是成為專業人員或管理人員很正常。但是最近我做了智商測驗，只有96只是挖溝工人的正常智商。

　　這還不是我唯一的殘障之處。九歲的時候，我得了氣喘，這個嚴重損害了我健康的宿疾一直纏著我，直到中年。我還對許多東西有恐懼症。我怕海。我最早的記憶是別人划船帶我到離岸邊大概一百碼的地方，然後我對船夫尖叫：「你們騙我，混蛋，我夠不著底了！」

　　25年以後，在新港（Newport）外面傑裡·蘭伯特185英尺長的帆船上，蘭伯特清晨四點就被我在甲板上的大叫吵醒：「船上的人在哪兒！人人都只顧自己！」而當時只有微不足道的一點風浪。

　　我在洛克斐勒中心36層、比爾·史蒂文森的辦公室工作時，因為害怕搭電梯，從來不出去吃中飯。但是我最害怕的還是飛機遇到氣流。不管是烈酒、催眠大法，還是鎮靜劑，通通宣告無效。偶爾不得不搭乘飛機的時候，我一分鐘都不會忘記，下面的火車比飛機安全四倍。

　　運動方面，我只會褪球和attaque（譯者注：一種法國攻擊遊戲），高爾夫球、網球、橋牌、國際象棋等通通不會。我只會跳波爾卡和快步舞。我看書慢得像蝸牛爬，但是不動嘴唇。我不會聊天，但卻是你一輩子都想得到的最好的聽眾。我最愚蠢的壞毛病就是不怕麻煩地走得遠遠的，以避開一些不愉快的事情，譬如不合我意的社會。年輕的時候，我顯然是蠻英俊的，儘管當時我並沒意識到這一點。但無論如何，英俊並沒有什麼特別的好處，就像一句西班牙諺語說的：男人就像鬍子一樣，越醜越英俊。當有人請約翰·威爾克斯（JohnWilkes），18世紀最醜陋的英國人，解釋一下全天下都知道的他對女人無往不利的秘訣時，他說：「我花半個小時聊完我的臉。」

　　我對天堂的想法跟濟慈（Keats）一樣——「給我書本、水果、法國酒，以及好天氣。」

　　§向50位摯友致敬

　　傑洛德·佈雷南（Gerald Brenan）曾這樣寫道：「生命中真正的悲劇是遺忘。快樂的時光來來去去，我們的朋友會逝去，所有的事物在最後都會化為塵土。但是如果可以保存一個純淨而清晰的影像，那麼這一切就都可以長久地保留下來。遺忘是真正的死亡，因為如果這個世界上有什麼可以讓我們保存和收藏的話，那就是記憶。生命中所有的真義都在記憶之中，所以如果停止回憶，停止被過去的經歷所感染，那麼就必須要忍受自己生命的存在一點點消失的折磨。」

　　近年來，我的健忘越來越厲害，嚴重到生命中許多重要的片段都從記憶中消失了的程度。所以我做了一份摯友清單。

　　我一直在抗拒把一些並不真正是朋友的名流，像羅斯福夫人、桑頓·威爾德（Thornton Wilder），以及菲利普親王列入這份名單的誘惑。我也沒有把父母、祖父母、侄兒、侄女、叔伯、嬸母包括在內。我的兒子和養子、養女們也不在其中。

　　學校，1920～1928年

　　亨利·哈佛葛（Henrg Havergal）：費提茲學校的音樂老師，60年後仍然是我的好友。在格洛斯特教堂的三大唱詩班音樂節上，他介紹我認識了作曲家愛德華·埃爾加。

　　坎農·威爾遜（Cannon Wilson）：我15歲的時候，他已經90歲了，但我們一直是很好的朋友。他還是詩人凱佛利（CalVerly）的朋友，並擔任過克裡福頓（Clifton）的校長。

　　南首·布朗（Nancy Brown）：在55年後仍然是我的朋友。她嫁給了馬丁·塞林考特（Martin de Selincourt），後來改嫁約翰·韓特葛瑞（JOhfl Hllflter－Gray）

　　馬哥·羅思斯（Margof Loines）：她嫁給了狄威·莫若（Dwight Morrow），後來改嫁約翰·威爾基（JOhnWi壓ie），55年後仍然是我的朋友。

　　巴黎，1931年

　　珍妮芙·瑟瑞維爾：她17歲的時候，我帶她出去——那是她的第一次約會。後來嫁給了沙夏·蓋查。

　　愛丁堡，1932～1935年

　　莫瑞斯威特（Murraythwaite）的莫瑞太太（Mrs．Murray）：她在登佛來斯（Damfries）的宅院中有16名侍女。我做雅家爐推銷員時，常去那兒度週末。

　　克裡斯汀·羅布克：我在愛丁堡的女房東。一個從斯蓋島來的可憐女人，後來在紐約成了一個優秀的廚師。她的房客中包括康普頓·麥卡錫。

　　倫敦，1935～1938年

　　法蘭西斯·海奈爾爵士（Sir Francis Meynell）：我邀請他加入美瑟一克勞瑟廣告，他在公司裡受封「印刷服務專員」。他在自傳中寫了許多關於我的事情。

　　溫蒂·莫裡森（Wendy Morrison）：歷史學家撒母耳·艾略特·莫裡森（SamuelElliotMorrison）的女兒。她拒絕了我的求婚，嫁給了布魯克斯·貝克（BrooksBeck），貝克在婚後幾年就去世了。

　　哈利·羅伯特（HarryRoberts）：倫敦貧民區的一位醫生。每週四天他都會窩在自己在彼德斯費爾德（Pe－tersfied）的家中寫文章和侍弄花草，周圍圍繞著四個了不起的女人。

　　紐約，1938年

　　查爾斯·伯靈翰（Charles C．Burlingham）：一位卓越的律師。他給了我一張世紀飯店的臨時會員卡，並常常讓我看拉哥地亞（La Guardia）市長寫給他的那些讓人忍俊不禁的信件。

　　曼紐爾·劉伯曼：一位退休醫生。我叔叔亨弗利·洛勒斯頓爵士介紹我去找他。他的病人包括愛因斯坦、薩拉·伯恩哈特，以及哈伯·馬克斯。

　　羅瑟·裡夫斯（Rosser Reeves）：當時我們都是沒有什麼資歷的廣告撰稿人，每個月兩次一起吃中飯，他使我知到了廣告到底是什麼。我們風風雨雨的友誼一直保持到70年代他去世為止。

　　亞歷山大·伍爾科特：1937年我的表姐呂貝卡·威斯特讓我去見他。在紐約和他在佛蒙特州的小島上，我對他有了很多瞭解。露絲·高登的自傳中描述了我初到那座小島的情景。我當時在那兒還遇見了愛斯爾·貝瑞摩爾、羅伯特·舍伍德、愛麗斯·杜爾·米勒、喬治·卡夫曼（那位劇作家）、哈伯·馬克斯，還有洛爾·弗萊徹曼（《紐約客》雜誌的老闆）。

　　喬治·蓋洛普：我的老闆，後來變成我的朋友。一位偉大的調查研究家。

　　普林斯頓，1939一194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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