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衛·奧格威自傳(18)

一八

　　有時候在把英國的觀點通報給美國國務院之前，我必須確認其他大使館同意我們的觀點。荷蘭、比利時、法國、澳大利亞、新西蘭、加拿大以及南非這些國家的大使館永遠都非常合作，但是印度大使館卻不然。找我碴的不是他們那位迷人的大使，吉雅·相卡·巴派（GirjaShankarBa加al）爵士，而是他的代表，一個在印度做文官的英國人，他對印度的忠誠使他向哈利法克斯大使抱怨我，說我沒有權利假設印度政府會支持英國政府。這樣的指控讓我陷入進退維谷的窘境。

　　法國大使館對我一向都還算幫忙，除了我每次和他們打交道都不得不對付一個以上的人。一次倫敦召我回去協助法國人為法國鐵路購買美國機車，我不得不一連好幾個小時聽一群法國專家為哪種火車頭最合適爭論不休。我的報告如下：

　　我們已經與法國人談過。他們提醒我們，上次大戰之後，法國被迫從美國軍方繼承了200O 部已經失效的機車，他們不希望這樣的歷史再度重演。無論如何，我們已將在倫敦的同盟國專家已經同意由美國機製造業協會（Association of American Locomotive Manufacturers）的代表所提出的日本天皇式設計的消息通知了他們。我們似乎已經引起法國人對事態緊迫性關注。

　　所有的大使中，我最喜歡澳大利亞大使歐文·迪克森（Owen Dixon）爵士。他告訴我許多關於赫伯特·伊維特（HerbertEvatt）的惡劣行為的故事。伊維特當時官拜澳大利亞外交部長，是迪克森先生的頂頭上司。費利克斯·法蘭克福特（Felix Frankfurter）認為迪克森是英語國家中最偉大的律師和法官。迪克森最後做到澳大利亞首席大法官（Chief Justice of Austrilia）。

　　英國政府與美國政府習慣于向他們在莫斯科的大使發出相同指令，當時我隸屬於一個負責起草其中部分指令的英美委員會（Anglo－American committee）。在領會他們的意圖方面我們很少遇到困難，但是要告訴國務院的官員們——大部分都是華爾街的律師——他們的措辭太笨拙，根本無法讓兩個大使中的任何一個理解，卻是件尷尬的差事，而這樣的尷尬事我們常常遇到。無論如何，柯戴爾·赫爾（CordedHull）寫給哈利法克斯爵士的這封重要的信我卻不難理解：

　　美國國務卿向美國大使閣下致以誠摯的問候，並很榮幸地敬告大使閣下，海關有關官員

　　已被授權將大衛·奧格威先生的三箱自用威士忌酒以免稅方式通關。

　　我的那些外交威士忌每瓶只花了一美元，另外我還獲准以外交貨物的名目從哈瓦那（Havana）進口雪茄——每支蒙地·克裡斯多（MonteCristo）長雪茄只要15美分。當英國外交部一個多管閒事的傢伙取消倫敦美國使館外交官們的這些傳統特權時，美國國務院只花了半個小時就以對華盛頓英國使館採取同樣行動進行了報復，再通過半個小時的交涉恢復了這些身份配額。我從沒見過我們的外交機構行動如此迅速過。

　　我們唯一缺乏的東西就是領導能力。哈利法克斯大使是個極端虔誠的宗教徒。他擔任印度總督的時候，緬甸總督說他：「愛德華遇到問題時，總是去問上帝，我不得不遺憾地說，他總是把問題極端不明智地處理掉。」哈利法克斯是個古怪的懶人。每天下午我都看到他跟他太太，還有他們那只短腿的臘腸狗出來散步。他負責主持英國在美國的各種代表團——使館、食品代表團、天然原料代表團、財政代表團、船務代表團，以及補給代表團等等的頭頭們的會議，但是嚴格規定會議兩個禮拜才能召開一次，他還在日記中寫道：「我絕對不讓它超過一小時零一刻鐘。」在大使館中，見任何部長級以下的人他都嫌麻煩，連那些地位很高的要人對他冷漠的態度都頗有微詞。他的隨員們更是很少見到他了。他所有的演講稿都由別人代筆，而他永遠都把其中最精彩的部分刪掉，事後還怪這些演講在報紙上沒有得到足夠顯著的位置。

　　大使館收到的電報，先送到負責那方面事務的職務最低的人手上，這個人寫上自己的意見送呈主管，然後就這樣層層上報到大使手中，有時候哈利法克斯大使會把這封電報加上自己的意見呈給一位更權威的人士：「哈夫人，您覺得這件事情該怎麼辦？」

　　他邀請美國政府中與裁職位相當的人來大使館吃中飯時，完全沒有想到我。但是當邱吉爾與羅斯福會晤沒有叫上他時，他氣得不得了。他怕麻煩，很少把重要的美國人士來訪時透露的消息往上報。我自告奮勇在他辦公室裝了一支收音的麥克風，以減少他的麻煩，因為這樣談話內容就可以被錄下來，再由他的下屬摘要整理。不用說，這種手段一定會被認為不夠君子。在那個時代，外交人員普遍將情報人員視為無恥的惡棍，而情報人員也以牙還牙地認為，外交人員不是專門應付場面的交際花，就是沒膽量的儒夫。

　　我因為腳踩兩隻船而能夠評判這兩種成見的正確性。不錯，許多情報人員的確是不道德的，偶爾會有消息批露他們犯有勒索、舞弊、巧取豪奪，甚至謀殺的罪行。但事實上，除了極少數的敗類外，絕大部分情報人員都是熱愛自己祖國的男人和女人，他們做的許多事，都非常有價值。同樣的，有些外交人員的確膽小怕事，但是他們都受過最好的教育，能夠處理那些會令普通情報人員束手無策的複雜事件。

　　我的老爸爸曾經說過，牧師來的時候，他雖然跟我不同，但我還是會遞上葡萄酒，感謝上帝，人人都各得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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