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衛·奧格威自傳(17)

一七

　　他是個極為「多產」的人，善於利用每一件事物。要用11個秘書，才能趕得上他的工作效率。伯納德·巴魯奇（BernardBaruch）就說：「史蒂文森預想未來會比一般人遠七個階段。看他工作是件很恐怖的事。他說話絕對一語中的，從來不說一個廢詞。」他對公文的批示也是一樣簡潔明瞭——不是「可」，就是「否」，不然就是「說明」。珍珠港事件的前幾天，史蒂文森拍電報給倫敦，說日本人會發動攻擊。大使館並沒有做同樣的報告，因此倫敦方面要求史蒂文森說明消息來源。他的回答跟平常一樣簡潔：「美國總統。」

　　每次我向他做彙報時，他總是全神貫注地傾聽，一絲同情的微笑在嘴角忽隱忽現。他從不流露私人化的信賴。在對他的睿智的敬畏中我惶然而立。我的第一個任務是去多倫多附近的一個營地接受間諜和破壞活動訓練。在那兒，我學習了這一行的特殊技能。如何跟蹤一個人而不引起他的懷疑？走在他前面。如果你還推著一輛嬰兒車，被跟蹤的人就更不會對你起疑。我還學習用左輪手槍、用塑膠炸彈炸毀橋樑和動力供應線，抓住警犬的兩隻前腿，撕裂胸部，弄殘它們，還有徒手殺人。我希望自己會被空投到淪陷區，在那兒實際應用這些技能，但是史蒂文森卻讓我去負責收集拉丁美洲的經濟情報，他在那兒有一個情報網。我們的主要職責就是讓我們知道的所有與同盟國作對的商人破產，並防止希特勒攫取戰略物資——工業鑽石、鎢、釩以及銻等等。我後來對這些東西的瞭解，比華盛頓的任何一個人都知道得多，並且可以平均每天向戰略特勤部提供40份報告。

　　要避免捲入戰略特勤部、聯邦調查局和美國其他情報系統之間錯綜複雜的明爭暗鬥是很困難的。我有些向事把聯邦調查局的人看成穿制服的巡警，但是他們對前蘇聯秘密活動的滲透卻堪稱典範。二次大戰期間，成千上萬的美國、英國水手投身于為前蘇聯運送供給物資的工作，正是那些物資使前蘇聯免於戰敗，但這並沒有阻止斯大林對我們的政府進行持續不斷的、活躍的間諜活動。唐納德·麥克林（DOnald Maclean）就是斯大林派在英國大使館的間諜，金菲爾比（Kim Philby）是他派在英國特殊情報署（SPecialIntelligenceServices）在倫敦的總部的間諜。還有從加拿大渥太華（Ottawa）的前蘇聯大使館向我們投誠的伊戈·戈贊科（IgorGouzenko）——這是比爾·史蒂文森經手的最後一件案子。這一切都顯示出前蘇聯的情報員在加拿大、英國和美國政府中，已經結成了像蜂巢一樣的情報網，有些情報員甚至還身居高位。

　　當拉丁美洲的重要性逐漸降低時，我擔任了其他的日常工作，做的大部分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史蒂文森讓我調查洩密事件。卓爾·皮爾森（Drew Pearson）偷印了一份邱吉爾給英軍在希臘的最高統帥的絕密電報，這個案子的洩密者是桑莫納·威爾斯（Sumner Welles），副國務卿。我必須瞭解的一個事實是：美國報紙把新聞自由置於國家利益之上。比如麥克科米克上校（ColonelMcCormick）在芝加哥《論壇報》（Tribune）上披露美國海軍破譯了日本艦隊的密碼。這種背叛行為很可能讓我們在太平洋戰役中戰敗——如果日本人看了芝加哥《論壇報》的話。

　　蒙哥馬利·海蒂（Montgomery Hyde）在他寫的史蒂文森傳記《沉默的加拿大人》（TheQuietCanadian）中，說我「也許是加入史蒂文森隊伍的年輕一代中最出色的一個」。但是我自己認為，約翰·派、路易斯·法蘭克（Louts Frank），還有吉爾伯特·海耶特（Gi比ertHighet）都比我做得好，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史蒂文森沒有充分利用我在公眾意見方面的知識。我曾就公眾意見這一應該得到更多重視的課題寫過一篇文章，海蒂在他的書中談到了這件事：

　　大衛·奧格威對於蓋洛普方式的瞭解，使他得出一個結論，如果在其他國家秘密地進行民意測驗，可以幫助解決許多政治與種族方面的問題。這些想法體現在一份名為《關於將蓋洛普的調查技術應用于預估全民公決結果、預測公眾對計劃中事件的影響的反應以及秘密情報工作的其他領域的計劃》的報告中。這份報告由奧格威撰寫，在1943年8月由史蒂文森帶到倫敦。雖然當時華盛頓美國大使館以及特殊情報署倫敦總部對此並不熱。但是一年後，艾森豪威爾將軍總指揮部的。理戰委員會用奧格威所提倡的方式在歐洲成功地舉行了民意測驗卻是事實。

　　當時我還在英國大使館中擔任二等秘書。在那兒，我跟自己玩一個遊戲，就是看我擬的電報稿有多少能獲得那些吹毛求疵的上司們的認可，找的紀錄是四個星期42封。那些都是發給外交大臣或首相的，都由哈利法克斯大使簽發。我驚異于自己按照要求嚴謹行文，並且把握那些問題的複雜內涵的能力。例如，我在1944年8月擬的發給內閣戰務辦公室的電報的片段：

　　我方已向美國國務院表達我們的下列憂慮：在不遠的將來，當前蘇聯對軍事物資的要求在對德戰爭後期逐漸減少時，我們可能會面臨他們對食品、紡織品以及其他救濟物資的大量的需求。如果按照外交議定書的條款，優先滿足蘇方這些需求，很可能佔用並消耗我們已經決定撥給其他地區的救濟物資。國務院指出這種困難尚未出現，而且在第四次外交議定書的條款中，美方並沒有承諾無條件接受蘇方提出的任何修訂要求。然而，美方已經認識到，如果他們把對前蘇聯的所有供應都視為符合議定書程序，並按照其中規定的條款來處理，而我方將蘇方的部分要求按照急需程度較低的情況處理，這種差別將可能導致處理程序上相當多的混淆與困擾。

　　就這樣，總共1700字，每個字都必須改寫成密碼——當時還是用手工操作——到倫敦後再按照密碼破譯出來。寫這樣的電報，是不要求簡短的，因為那樣會導致錯誤的理解。

　　下面是我在1945年6月發給倫敦和重慶的一封言簡意駭的電報的開頭：

　　中國目前已處於對日抗戰的第八年，這場戰爭給大部分中國人帶來了不幸與貧窮。已經有超過300萬中國人陣亡，據稱更有5000萬平民無家可歸。中華民國這個擁有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偉大國家盡可能早地走上戰後恢復之路，符合國王陛下的政府的利益。

　　發出這封極有價值的電報的當天深夜，大使館的譯電辦公室打電話到我家。「出差錯了。你沒有用密碼就把電報拍到了重慶！」中國當局截收到這份電報時，一定會認為我們是為了討好才故意不用密碼發的。英國官方極少表示類似這樣的親華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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