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衛·奧格威自傳(15)

一五

　　我父親常說，遇到最喜歡的作家是個錯誤。有一次他跟詹姆斯·巴裡爵士（Sir James Barrie）一起吃飯，發現他最喜歡的這位作家竟是那樣一個令人生厭的卑鄙小人。我發現與最喜歡的明星見面也同樣地錯誤。有一天我跟查爾斯·羅弗頓（Charles Laughton）在他種滿晚櫻的花園中喝茶，結果發現他是個討厭的自大狂。我遇到過的每一位明星幾乎都有同樣的病症。毫無疑問，當這些大明星還是德斯莫依內斯（Des Monies）的冷飲小販或懷俄明（Wyoming）的牛仔時，他們的個性一定非常樸實可愛，可惜成名之後，金錢與世故就鑽進了他們的腦子。我見過的明星中，只有兩個例外：一個是洛麗塔·揚（Loretta Young），對天主教的虔誠使她保持謙遜，另外一個是哈伯·馬克斯。哈伯話很少，但是笑聲又響又多。在他家客廳的桌上，我看到一張羅斯福的照片，上面題著「你的朋友贈」。哈柏的豎琴教師住在紐約，用長途電話教他彈琴。有一次哈柏舉辦了一場個人演奏會。結束的時候，觀眾像瘋了一樣地歡呼，但是好幾分鐘過去了，哈伯仍未出來謝幕。原來他跑到了觀眾席後面，在帶頭鼓掌呢。

　　在洛杉磯我碰到了一些比電影明星更有趣的人：山姆·貝爾曼（Sam Behrman），那時正在幫嘉裡·庫柏寫《牛仔與美女》（The Cowboy and the Lady）的劇本；N爾弗雷德·希區柯克（Alfred Hitchcock），曾任倫敦一家廣告公司的藝術總監；梭頓·魏爾德（ThorntO wilder），他對艾德斯·赫肯黎（Aldous Huxley）的態度就好像他是個野心勃勃的助理牧師，而哈克斯利則像大主教一樣。還有山姆·戈德文（Sam Goldwyn），他說服我給了他一份機密的調查結果，結果馬上披露給新聞界。我不喜歡戈德文先生。

　　隨著時間的推移，其他的片廠大亨——路易斯·梅耶（Louts B．Mayer）、大衛·塞爾茲尼克、沃爾特·迪斯尼（Walt Disney）、哈利·華納（Harry Warner）、沃爾特·旺格（Walter Wanger）、傑克·科恩（JockCohn），還有法蘭克·弗裡曼（Frank Y．Freeman）——也都開始對我們公司的調查產生濃厚興趣，他們中的一些人，後來在適當的時候成了我們的客戶。其中我最喜歡的是大衛·塞爾茲尼克，他讓我們做調查就好像別人買雜貨一樣。一次與艾德斯·哈克利斯和羅伯特·斯蒂文森討論劇情時，塞爾茲尼克打電話來要我做一項調查以解決他們對「簡愛」（Jane Eyre）這個片名的爭執。「算了吧！」我說，「我們的調查結果顯示不管你怎麼做，《簡愛》這部片子一定會失敗。而且無論如何，你都不應該用調查研究來替代有創造性的判斷。」

　　塞爾茲尼克的岳父，也就是米高梅電影製片公司（Metro－Goldwyn－Mayer）的路易斯·梅耶，他手下的簽約明星，比其他所有製片廠加起來還要多。他問我能不能在米高梅待一年，教他們怎麼使用我們的研究方法，但是這樣就意味著我們在其他客戶處於危難中，對他們棄之不顧，所以我不得不拒絕了他。梅耶不是塞爾茲尼克那樣的創意天才，但是他對於把握大眾口味有一種無可匹敵的本能。

　　我再也不可能遇到比蓋洛普博士更好的老闆了。他對我信心十足，因為我從不記得他曾讀過任何一份我以他的名義撰寫的調查報告。一旦他發明出新的研究方法，他就立即對它失去興趣，轉而去做更新的東西。然而，他對我的工作也採取了明智的防範措施，讓芭芭拉·班森（Barbara Benson），他的弟妹，以專家的眼光監督我是否使用不可靠的研究程序。蓋洛普有個怪疾：支付薪水非常小氣。我那時的週薪是40美元，比我提供顧問服務的好萊塢影業鉅子們的園丁還少。

　　後來成為加拿大駐聯合國大使的索爾·瑞（Saul Rae），當時受雇協助蓋洛普寫一本書——週薪50美元。後來成為《運動畫報》（Sportsillustrated）總編輯的傑克·提比（Jack Tibby）和後來成為外交政策協會（Foreign Policy Assciation）主席的比爾·裡傑特（Bill Lfogate）當時負責撰寫蓋洛普的民意調查報告交報社，每週的薪水也只有100美元。阿爾弗雷德·馬克斯《Alfred Max）後來自己創辦了一系列法國雜誌，當時週薪只有45美元。我想我們中沒有人曾抱怨這樣微薄的薪水，因為我們從這份工作中學到的東西太多了。說實話，如果要我為蓋洛普給我的教育付學費，我都樂意。除了民意測驗，他還教我三個具有無上價值的處世方法：

　　1．不敢拒絕的事情，就大大方方地答應。

　　2．如果不知道答案，就想辦法混淆題目。

　　3．當你把別人的浴室弄得臭戴黃時，劃根火柴，臭味就會消失。

　　蓋洛普是個極其謙虛的人。有一份雜誌曾刊登了一篇攻擊他的調查方法的文章，洋洋灑灑列出了38條罪狀，他把手下愛將都找來，告訴我們他承認其中的36條。

　　所有在民意測驗機構做事的人，都常常會遭到別人的拒絕——「我從未接受過訪問，也不認識任何曾經接受過訪問的人。」有天晚上，在賓夕法尼亞火車站，一人訪員走過來與我攀談，連寫字板都準備好了。「您能回答幾個問題嗎？」那些問題都是我自己寫的，它們聽起來蠢極了，我馬上回到辦公室，取消了那次調查。

　　這份工作要求我經常往來於普林斯頓和好萊塢之間。在那個時代還沒有橫穿美國大陸的航線，所以我可以通過火車車窗，飽覽這個國家的風光——我搭乘的都是些很棒的火車，像聖塔菲超級領袖號（Santa Fe SuperChief），還有洛杉磯城市號（City of Los Angeles）o 在一次這樣的旅行中，我順便在舊金山下了車，與阿爾伯特·班德（A比ert Bender）在一起待了兩天。他是個上了年紀的都柏林人，是倫敦勞埃德船舶協會（LlyodS）駐舊金山的代表，他把自己的財產平分給加州的年輕畫家和愛爾蘭共和軍。另外有一次去好萊塢的途中，我在蒙大拿（Montana）下了車，與哈裡·哈特（Harry Hart）共度了難忘的三個禮拜。哈特是一個大農場主，英國人，認識比爾·希區柯克（Bill HICkok）與克萊米蒂·簡（Calamity Jane）。他讓我參加狂山群（CrazyMountains）的定點旅遊。我的嚮導是一個挪威血統的年輕牛仔，他給我講了一些關於喬威特（Jowet）和其他幾個上個世紀的牛津名人的故事。他是從一個老愛爾蘭人那兒聽來的，那個人曾是牛津貝利爾學院的教師，在一個休假年來蒙大拿，然後就再也沒有離開。不得不離開那些美麗的山巒、令人陶醉的空氣、滿地的勿忘我，以及那兒充滿平等精神的居民時，我忍不住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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