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衛·奧格威自傳(13)

一三

　　想知道我對美國烹飪術的看法嗎？美國的蘋果派和麵包是世界上最差的，牛排和烤牛肉是世界上最好的，龍蝦也很棒。弗吉尼亞和田納西兩州的火腿別具一格——比英國拜揚尼（Bayonne）、約克（York），或歐洲所有其他地方的都好得多。酥皮餅、甜薄煎餅還有楓糖漿都令人食欲大動。冰淇淋簡直是人間美味。但僅此而已。

　　全世界最棒的廚師是法國人、中國人和比利時人，最差的莫過於愛爾蘭人。

　　我的另外一封介紹信是我的表姐呂貝卡·威斯特寫給曾雄霸紐約戲劇評論界多年的亞歷山大·伍爾科特（Alexander Woollcott）的，化肥胖、和善、風趣、感性，還有點粗魯。在《人群中的我自己》（Myself Among Others）一書中，露絲·高登（Ruth Gordon）這樣回憶我初到伍爾科特在佛蒙特州的私人小島時的情景：

　　亞歷山大這頭公牛的汽艇撞到碼頭，一個高個子年青人頂著一頭像火一樣的紅發跳下來，跟著他的行李，一路走到早餐桌旁。

　　「我猜他一定是個石頭一樣倔的傢伙，」伍爾科特一邊說，一邊走到桌子這兒來，「這位是大衛·奧格威。大衛，這些都是吃白飯的傢伙。」

　　「早！」這位新來的客人說，「有沒有書桌？」

　　「這是他媽的什麼怪問題？」伍爾科特問，

　　「坐下喝點咖啡，這可是你或貴國人民不配享受的高級待遇。」

　　「謝了，但是我必須先給中佛蒙特鐵路局局長寫封信，說說這趟不體面的旅程。」

　　伍爾科特的興趣被撩起來了。「怎麼不體面了？」

　　「這個國家一定得想辦法改善鐵路路基。我可以要張紙嗎？我要把我的抱怨寫下來。」

　　那些「吃白飯的傢伙」是哈伯·馬克斯和蘇珊·馬克斯（Harpo and Susan Marx）、喬治·卡夫曼和碧優·卡夫曼（George and Beau Kaufman）、愛則斯·杜爾·米勒（Alice Duer Miller）、洛爾·弗萊徹曼（Raorl Fleis－chmann）、羅伯特·舍伍德（Robert Sherwood）、愛斯爾·貝瑞摩爾（Ethel Barrymore），以及露絲·高登——伍爾科特佯裝愛上了她。在晚餐閒聊的間隙，伍爾科特很大聲地說：「奧格威，你是個沒有天分的蘇格蘭中產階級分子。」那天晚上接下來的時間，我划船載著貝瑞摩爾太太在撒滿月光的湖上化遊。她告訴我當她第一次出現在倫敦的舞臺、演出《騎馬水兵團的掃把星上尉》（CaptainJlnx of the Horse Marines）時，邱吉爾就愛上了她。此後的15年，只要他到紐約來，一定會在抵達後的半個小時內派人給她送來玫瑰花。

　　我發現如果不好好說說美國人的好客個性，就很難描述我初到紐約時的生活。首先要提到的就是查爾斯·伯靈翰（Charles C．Burlingham），他是改革運動的老前輩，那時已經80歲了。據說他曾經負責揭露市長吉米·沃克（Jimmy Wa比er）的腐敗醜聞，然後策劃了費奧雷洛·拉哥地亞（Fiorello LaGuardia）的當選。每週日早上，心存感激的拉哥地亞都會用打字機打一封長信給伯靈翰，報告前一周的政治事件，而伯靈翰允許我閱讀那些輕率的傑作。伯靈翰最恨的人就是墨索里尼（MllSS。h山），但是他～直都守口如瓶，怕導致與在紐約的意大利奇公民的不和。但是，有天晚上（準確的時間是1938年10月17日）在世紀酒店吃完飯後，他終於放鬆一下自己，對我說：「你知道如果我是羅斯福，我會怎麼做嗎？我會把大西洋艦隊派到地中海去，邀請英國海軍來參加一些周年紀念日的慶祝活動——什麼紀念日都行。之後我把聯合艦隊停在羅馬外海，再給墨索里尼送個信：你這個王人蛋，要麼住手，要麼去死吧！」這時候，一向溫和的他搖晃著拳頭，氣得臉色發青。伯靈翰在他位於康涅狄格州黑角（Black Point）海濱的花園裡教我玩糙球，井灌輸我關於美國政治的知識。他後來活到100歲，一輩子都反對偶像崇拜。

　　然後是在1890年創立羅絲瑪麗·賀爾女子學校（Rosemary Hall girls』school）的卡洛林·露絲一李斯（Caroline Ruutz－Rees），最具處世之才的女校長。還有嘉·芬勒特和湯姆·芬勒特（Cay and Tom Flnletter）、湯姆·雷蒙特（Tom Lamont）——他從1911年起就是J．P．摩根的合夥人，我在美國的第一個感恩節晚餐就是在他家吃的、傑克·艾略特（JaCk Elliott）和他美麗的妻子、女權主義者奧黛麗（Audrey）。他們介紹我認識羅伯特·摩西（Robert Moses）和愛爾·史密斯（AI Smith）、艾略特的一個兒子，當時還是個14歲的中學生，後來在我退休後繼任奧美廣告董事長。最後要提到的是法蘭西斯·柏金斯（Frances Perkins），她當過多年的勞工部部長，我的工作許可證就是她發的。

　　在這個時期，我的生活發生了一生中最幸運的轉折：喬治·蓋洛普（George Gallup）博士邀請我加入他在普林斯頓的公司。如果你下定決心要在異國發財，最好的辦法就是先在當地的蓋洛普民意測驗機構中找份工作。在那兒，你會知道那個國家的人有什麼樣的生活目標，他們對當時最重要的話題持有什麼樣的看法，還有他們的生活習慣如何。很快地，你對這個國家的瞭解會比許多本國人還多。有多少美國人知道他們的同胞中有65％的人在餐前會念感謝祈禱文，或者有46％的在一般周日也上教堂？（在英國，在一般周日上教堂的人，只有3％。）

　　喬治·蓋洛普是個了不起的人。作為一個周遊各地的哲學家的兒子，他在高中時設法養了一群乳牛，並因此擺脫了貧困。在愛荷華大學上學的時候，他成為學生雜誌的主編，並把這本雜誌變成一份日報，還發明了一種計算每一條新聞和每一篇特寫的閱讀人數的方法——一個將給新聞業和廣告業帶來革命性變化的發明。1936年總統大選時，《文學文摘》（Literary Digest）預測蘭登（Landon）將以領先19個百分點獲勝。蓋洛普對他們電話訪問的可信度提出質疑，因為當時電話只局限在高收入階層中使用。他抽取了最具代表性的樣本進行民意測驗，並預測羅斯福將當選。這一結果使《文學文摘》銷聲匿跡，而蓋洛普則名聲大噪。

　　在一次去好萊塢的旅途中，我寫信給我哥哥：「我想用蓋洛普的調查方法衡量電影明星的受歡迎程度、預測故事情節的吸引力、預測電影未來的走向等等。由於不瞭解觀眾真正喜歡什麼，電影業在劇烈地搖擺。我發誓絕對可以消除對市場的盲目和對數字的錯誤統計，是它們正在扼殺這個龐大的工業。」這簡直是奇跡般的巧合，蓋洛普正是要我做這個工作。在接受了幾個星期的調查方法灌輸之後，我陪著他去好萊塢，身上帶著肉肝餡餅大王亨利·謝爾（Hemry Sell）寫給康斯坦斯·伯納特（Constance Bennett）的信：「一位英俊、富有的英國青年正在前往好萊塢的途中（作者注：當時我全身上下只有400美元）。他絕對不是普通的英國人，而更像愛芙琳·瓦（Evelyn Waugh）那樣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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