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衛·奧格威自傳(12)

一二

　　第三章　紐約與好萊塢

　　一生經歷豐富的男人註定讓人羡慕。洛倫佐·達·龐德（Lorenzo Da Ponte）是一個威尼斯的猶太人，被迫改信基督教，後來又學做神職人員，但是聲名狼藉的私生活迫使他匆匆離開了意大利。他跑到了維也納，成為國王的秘書，並為莫紮特三部最好的歌劇寫了劇本。之後他開了一家藥房，後來又在曼哈頓開了一家酒廠。享年89歲，去世時是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University）意大利文榮譽教授（譯者注：榮譽教授，退休後仍保留榮譽頭銜）。

　　猶大·本傑明（Judah Benjamin），來自路易斯安納州的參議員，當時聯合政府的智多星。南北戰爭後逃到倫敦，是個55歲一文不名的難民。19年後他去世時，已經成為英國酒吧界業務最多的老闆。

　　我移居美國時，我的英國朋友認為我瘋了。怎麼會拋下一個已經開始發展的大好事業去連野鬼都不認識一個的國家重新開始？其實我當時並不像個快餓死的西西里人，也不像逃離希特勒魔掌的難民。我的這個決定，就像是已經抽中了生命彩票的頭等艙，卻選擇了乘末等艙去旅行一樣。

　　為什麼？部分原因是我喜歡冒險。部分原因是我認為花同樣心力在美國能賺到的錢是在狹小的英國的三倍。部分原因是我想證明沒有哥哥的關照，我自己也能成功。部分原因是我為美國的「新政」所鼓舞，認為羅斯福會比張伯倫更好地解決失業問題。還有部分原因是我讀過的那些書激發了我的想像，從馬克·吐溫（MarkTwain）的《哈克·貝利歷險記》（Huck Finn），到威拉凱瑟（Willa Cather）、愛迪斯·華頓（EdithWharton）、辛克萊·劉易斯（Sinclair Lewis）、史蒂芬·文森特·貝內特（Stephen Vincent Benet）描寫南北戰爭的敘事詩《約翰·布朗的身軀》（John Brown』s BOdy），則使我的想像達到高潮。我並沒有當時英國流行的妒美情結。一位老法官曾說：「美國女人穿得像時裝圖樣，言談像雄孔雀，舉止像燒飯婆。」當我和一個來自弗吉尼亞第一批移民家庭的女孩訂婚時，蘇格蘭的一位表兄來信說：「大家覺得美國女人都像愛德華親王那位有過離婚記錄的美國老婆辛普森太太一樣。但是，也許有出污泥而不染的，果真如此的話，希望你的未婚妻就是一個。」

　　路上，和我同一船艙的路易奇·路西歐尼（LlligiLucioni）給我講了一個英國人在美國的故事。有一個英國人到紐約去，住在伍道夫·愛斯多利亞（Waldorf Astoria）飯店。第一天的晚餐開始時，飯店有名的餐廳領班奧斯卡（Oscar）問了這位英國客人一個謎語（他就是因擅出謎語聞出名的）。「我爸爸有個孩子。他既不是我的兄弟，也不是我的姐妹。他是誰？」這位英國客人整頓飯都冥思苦想，最後他放棄了。「是我啊！」奧斯卡給出了謎底。三個星期後，這個英國人回到倫敦，在一次晚宴上講了這個謎語。沒人猜出答案。「是奧斯卡啊，就是伍道夫·愛斯多利亞飯店的餐廳領班嘛！」

　　當曼哈頓的摩天大樓進入眼簾的時候，我不禁喜極而泣。靠岸時，我看到一個用手提鑿岩機挖路面的工人正抽著雪茄，在英國，那是貴族才抽得起的奢侈品。

　　當年我帶了兩封介紹信。一封是亨弗利·洛勒斯頓爵士（Sir Humphry Rolleston），我當醫生的叔叔寫給伊曼紐爾·利伯曼（Emanuel Libman）醫生的。我第一次走進利伯曼醫生的辦公室時，他抓住我的脖子，用拇指頂住我的耳朵，我痛得要命，忍不住大叫了一聲。這就是他永遠不變的第一步檢查，用來測試病人對疼痛的耐受程度，他認為這是進行診斷重要的開始步驟。掐完我的脖子，他又靜靜地盯了我好幾分鐘。

　　「你的腸子在出血。」

　　「你怎麼知道？」

　　「你背部最上面那條肌肉有酸痛的現象。」

　　「你怎麼知道？」

　　「別管我怎麼知道的。今天晚上上床前，吃六顆氯化亞汞，明天早上，喝一瓶布魯托水（Pluto water），然後再灌腸。好了，現在跟我一起去沃伊辛（Voisin）吃中飯——我介紹你認識貝利·德·阿科斯特·格林（Belle deAcosta Green），他是摩根先生的圖書館館長。」

　　當時是洛克非勒醫學研究中心（Rockefeller Insti－tute of Medical Research）的負責人愛利克斯·卡瑞爾（Aleds Carrel）醫生告訴我，醫學上最重要的事，就是說服利伯曼醫生在去世前把他的診斷方法寫下來。但是這個個子矮小、面孔白白的老先生從令他的同行們困惑不已中獲得了孩子般的快樂，所以直到去世，他都沒有讓他們如願。他在生前發表了100多篇論文，但是對他的神技從來是秘而不宣。他可以聞到疾病。有一次，剛走進一家醫院，他就宣佈：「我聞到了傷寒的味道，把病人找出來。」一點都沒錯，後來發現一個剛收治的病人正處在傷寒發病初期。

　　利伯曼醫生在一次招待會上見到了哈定總統（Pres一詞ent Hardin），第二天他就打電話給華盛頓的尤金·梅爾（Eugene Meyer），問他：「副總統是誰？」一柯利藝（Coolidge）。問這幹嘛？」「因為哈定活不過六個月。」

　　結果真是這樣。1944年，利伯曼在一部新聞紀錄影片中見到羅斯福，預言他會因腦溢血而過早離開人世。有一天晚上，我在伍道夫·愛斯多利亞飯店碰到利伯曼醫生，他作為貴賓出席一所傑出的醫學院的畢業餐會。「你的演講題目是什麼？」我問他。「我沒有演講，」他回答，「我告訴這些畢業生他們將來會死於什麼病，逗得他們開心極了。」

　　薩拉·伯恩哈特（Sarah Bernhardt）和阿爾伯特·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都是利伯曼醫生的病人。愛因斯坦住在柏林的時候，只要不舒服，就拍電報給利伯曼，在電報中描述他的症狀。利伯曼就將他的診斷用電報傳回去給愛因斯坦。利伯曼醫師告訴我，著名諧星哈伯·馬克斯（Harpo Marx）第一次來找他看病的時候，是頭下腳上，倒立著走進來的。「你幹嘛這麼額三倒四地走路？」利伯曼問。「我在拉肚子，直著走路憋不住。」

　　利伯曼把大部分收入，加上從病人那兒募來的大筆捐款，都用來資助年輕醫生的研究工作。我的亨佛利叔叔去世的時候，利伯曼寫信給我：「請你把隨信附上的這封信轉交給皇家醫學院的摩根勳爵（Lord Morgan）。我準備捐一萬美元用於成立一個以亨佛利·洛勒斯頓爵士的名字命名的講座基金。早點請我吃飯！」

　　他在64街和他姊姊共有一套高級住宅，但兩人住在不同樓層，很少見面。有一天下午，我看見一位老先生從利伯曼的辦公室出來，裡面的留聲機正放著索爾（Saul）的《死亡進行曲》。我問利伯曼為什麼放那首葬禮音樂。「這個人快死了。」多年來，利伯曼一直為臭竇疼痛所苦，在辦公室裡，他鼻孔裡總是插著一根包著藥棉的探針。有一次他的一個病人在盲腸炎手術中死了，他希望獲得許可，切除去世病人的甲狀腺，但病人家屬拒絕了。那天深夜，利伯曼和卡瑞爾參加完晚宴回家，途中順便去了停屍房。沒向任何人打招呼，利伯曼立刻脫下晚禮服，把手臂插入那個病人的盲腸切口中，一直往上伸，全然不顧屍體的膿液噴在他消過毒的襯衫上，直到他摸到甲狀腺，並用手指頭把它取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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