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衛·奧格威自傳(7)

七

　　我以為那次之後費提茲再也不會請我去演講了。沒想到六年後，我又被邀請到學校的慶祝晚宴上發表演說：所有私立學校的生存都在經受考驗。它們被通貨膨脹、稅收以及左翼政府的敵視所威脅。如果費提茲要生存下去，就一定要有得以生存下去的理由。費提茲應該與眾不同。我建議你們把費提茲變成一個美食殿堂。如果雇一個了不起的法國大廚，費提茲就會以提供最好的美食——三星級標準——的學校而聞名。如果是我，我會將費提茲的所有學生訓練成水管工人、木匠、電工、油漆工，還有園丁，這樣學生們就再也不需要依賴那些他們永遠也支付不起他們的服務費用的商人了。我會開放所有的課程讓學生選修，讓來上課的學生付錢，就像買票進電影院一樣。這樣會讓教得好的老師富裕起來，讓教得差的老師餓死。我會支付現金津貼給成績好的學生，以刺激他們努力學習。如果我當初念書的時候有人付錢，現在我可能已經是牛津大學歷史系的欽定教授了。

　　17歲那年，我去應聘倫敦「自由」毛織品店廣告幹事一職，但是被拒絕了。幾個禮拜後，一位有名但是有神經病的外科醫生拿我當活教材，在學生面前為我的蝶骨竇管動手術。他的秘技搞得學生們眼花繚亂。手術做得糟透了，我的乳突也感染了。不只我一個人以為我必死無疑。另一名外科醫生救了我的命，但是感染並未完全清除，三個月後我又被做了第三次手術。我永遠都忘不了當醫生宣佈我再也不能上場打橄攬球時我的輕鬆感。

　　於是我寫了平生第一個廣告：年青男性，誠求男秘書或遊伴之職。這個天真的小玩意出現在《每日郵報》（DailyMail）的大陸版上，而且獲得了一個叫摩頓（Mor－ton）的在巴黎的美國人的回復。我會附上自己的照片嗎？當然會。這一招果然有用，十天后他的司機到諾德碼頭（GareduNord）接我。摩頓先生為把我安置在另外一個房間裡向我道歉，他說他得了重感冒。他的房間裡彌漫著一股香水味和鸚鵡糞味混合在一起的刺鼻氣味。第二天早上我們一起坐車去兜風。他問我想到哪兒去旅行？中國？南美？他在賀密斯（Hermes）要買什麼給我呢？我喜歡聽布魯諾·沃爾特（BrunoWalter）指揮的俄國唱詩班演唱嗎？這些都沒讓我覺得特別奇怪，但是那天晚餐後，他宣佈自己的感冒已經好多了，所以我可以跟他一起睡了。我嚇得趕緊關上自己的門，不管他如何把沒完沒了的大聲謾駡從門外拋進來。第二天一大早，我就逃回倫敦，搭計程車直接到祖父家。「我不懂你幹嘛要這麼大驚小怪？」祖父對我說，「我們都知道世界上有喜歡那種事的人。如果你聽我的，就安靜點，別再提這件事了。」

　　第二年夏天，一個有錢的美國人要找人個別輔導他的私生子，並且要求應聘者具備下面的能力：

　　能教鋼琴；能教繪畫；會開車；網球打得跟職業選手一樣好。

　　這4條我一條也做不到，但卻告訴他們我樣樣都行。那個美國人住在愛佛瑞區（Ville』Avray），靠近凡爾賽宮，是法國名畫家柯羅（Corot）常活動的地方。到那兒兩天后，那位先生帶我去一家昂貴的餐廳吃晚飯。幾杯白蘭地、幾根雪茄之後，他斜眼看著我。「我有個不太好說出口的問題想問問你，」他說，「事實上，我有個情婦。我怕會嚇著你，所以把她送走了。但是我實在太想她了。如果我明天就讓瑪莎回來，你會不會有什麼意見？」

　　瑪莎是蠻有趣兒的女店員，她很喜歡我。「B先生曾經在樹林裡跟我做過好事，他辦事時的樣子就像一隻狗！」她還問我要不要在床上試試看？我說這是對我的雇主的不忠，她就對主人說我企圖勾引她，然後我就和那孩子一起被放逐到布列塔尼（Brittany）。這個可憐的小泥資很快就發現我既不會畫畫，也不會彈鋼琴，他威脅說要告訴他老爸我是個騙子。這讓我病重得躲進了巴黎的關國醫院。在醫院裡我跟法蘭克·斯科利（FrankSCully）住同一病房，他是從洛杉磯來的記者，只有一條腿。斯科利大聲地對我讀一本地為法蘭克·哈利斯（FrankHarris）捉刀的書，那本書講的是勞伯納和愛倫·泰瑞（EllenTerry）的事。每天下午，斯科利的朋友安妮塔·露絲（AnitaLoos）都來看我們，她有一雙大眼睛和一副低沉的嗓音，是《紳士愛美女》（GentlemenPre－ferBlondes）那本書的作者。

　　我決定申請進入大學就讀，並且選擇了牛津，因為那樣可以避免和父親、哥哥法蘭西斯以及家族裡的其他人競爭，他們都曾是劍橋的名人。但是如果得不到獎學金，我根本負擔不起牛津的學費，而且要拿到獎學金也不是件容易的事：一來獎學金的頒發名額很少，二來它們是以在古典學科方面非常出色為基準頒發的。

　　我被安排接受史利格·厄格哈特（SliggerUrquhart）的考評，以決定我能否獲得獎學金，他是牛津大學貝利爾學院（Ba＊of）的著名教授。面試之後，他寫了封我認為很傲慢的信給我父親：「您的公子將無法取得貝利爾學院提供的獎學金，但是我可以向您保證，如果他選擇申請其他任何一所學院，都會毫不困難地獲得獎學金。」

　　我選擇了申請亨利八世的偉大貢獻——基督教會學院（ChristChurch），因為那個學院培養出來的首相、印度總督和坎特伯雷（Canterbury）大主教比其他學院加起來還多。據說亨利八世創立基督教會學院時，原本想把它建成一所女子學院，但是他克制了那個想法。不久，我就因手術在頭上纏了繃帶，跟一大群獎學金候選者一起在沃爾西（Wolsey）學院的大餐廳裡參加筆試。歷史學家凱斯·費林（KeithFeting）擔任主考官，顯然我的考試論文給他留下了足夠深的印象，他邀請我到他在克茲握茲（COtSWOlds）的家中度週末。「你對歷史一點都不瞭解，」他告訴我，「所以我們決定把獎學金給你。」我是基督教會學院的理論的受惠者，因為他們認為獎學金應該頒給那些將來會有長足進步的學生，他們相信那些在考試中得高分的學生，將來很可能是社會上的二流人才。

　　除了金錢，拿到獎學金還可以享有三項引人注目的特權：被授予一件特別長的長袍，在教堂中有一個前排座位，以及在晚餐前用拉丁文吟誦謝禱文。教師們費盡心機地對我進行個別指導，希望有一天我也能成為一位大學教師。兩位准副院長，麥斯特曼（J．C．Masterman）和麥克卡蘭（R．B．McCallum），竭盡全力教我歷史；帕特裡克·戈頓一沃克（PatrickGordon －Walker），後來的外交大臣，以及諾威爾·麥爾斯（NowedMyres）、羅素（AS．Rused）則盡心盡力地教我化學，但是考試的時候，原本是要求分析化合物，作為我母親的兒子，我又犯了什麼東西部用鼻子嗅的錯誤，那東西的氣味實在是太濃烈了，我被熏得往後就倒，失去了知覺。來自坎那（Canna）的約翰·羅思·坎貝爾（JohnLorneCamghell）試著教我蓋爾語。但是我對所有的科目都冥頑不靈。說到底就是我實在是做到了極點，但這又衍生出一個根本的問題：我為什麼會懶到極點呢？也許是因為我太疲倦了，每天晚上我都輾轉難眠，與氣喘做鬥爭。但是我卻並沒有疲憊到第二天早上不能打網球，下午不能騎馬，晚上不能去約翰·佛德吉爾（JohnFothergill）的展鷹（SPreadEagle）餐廳吃飯的程度。佛德吉爾在回憶錄中說他記憶中的我是個「粗暴、英俊，而又幾乎像白癡的好小夥子。」也許是因為我對學業的耐心有限，而對開始謀生又充滿熱望，也許是因為我的才智我自己都搞不清楚，不管是什麼原因，反正只要有考試，我就一定不及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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