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達書庫 > 名人傳記 > 大衛·奧格威自傳 | 上頁 下頁


  違反校規時,我們會被老師或高年級的學生責罰。有一天法文老師向會監打小報告,說我上課不專心,於是我就被叫去受罰。我知道舍監很討厭法文老師,於是就說:「老師,如果學生在羅德斯先生(Mr.Rhoades)課上不專心,並不是學生的錯,而是他自己的問題。」「我不得不承認我同意你的看法。」他回答。後來當我自己成為高年級學生時,我拒絕參與這種責罰。在這方面我得到了當時的學者兼音樂家,後來成為英國環境部部長的賀爾·薩莫斯(HalSummers)的支持。

  唉!真遺憾我沒有多少音樂細胞。有一個假期,我躺在浴缸中大聲唱著讚美詩第104首:「船隻往來航行,你所造的海獸戲遊其中。」隨著一聲「阿門」,父親在隔壁大聲喝彩。「你在高興什麼啊?」早餐時我問父親。「因為,」他回答,「這是我第一次聽到你可以不走調地唱完一整句歌詞。」接著就一邊計算著鍋裡的蛋煮開了多長時間,一邊用口哨吹出《費嘉洛》(Figaro)序曲,整整吹了四分鐘。

  我可以用心聆聽交響樂,領略管弦樂的豐富表現力,但不幸的是我繼承了母親對音樂的令人傷心的弱智,從我的嘴裡,永遠無法發出正確的音調。但我的低音提琴卻拉得不錯,而且加入了學校的管弦樂隊。拉低音提琴有個好處:它的音階低於大提琴,所以沒有幾位指揮可以聽出來拉得對不對。但它同時又是個危險的樂器。我第一次參加音樂會演奏,從左耳後面傳來的巨響,差點就把我震得神志不清,我還以為是定音鼓手把他的樂譜架砸到了我頭上,原來是我自己的低音提琴的E弦被我拉船纜般的力量給扯斷了。

  將粗弦壓按到指板上需要的力量比我的指力要強得多,無知道紐約愛樂樂團(New York Philharmonic)那位美麗的低音提琴手歐雲·歐布萊恩(OrinO』Brien)是怎麼做到的。有史以來最優秀的低音提琴手是卓根尼提(Dragonetti)。他在樂隊演奏時,他的狗總是坐在他旁邊。貝多芬最喜歡花功夫寫些極困難的低音提琴曲子刁難他的朋友卓根尼提。我開始痛恨卓根尼提了。如果演奏時用盡全力,低音提琴能震得地板發顫、腳底發麻,讓人坐都坐不穩。它還是攜帶起來最費力的樂器,又笨又重,從一個音樂廳帶到另一個音樂廳非常累人。搭乘英國火車時,低音提琴要跟三輪腳蹬車付同樣的行李費,而大提琴則只相當於縫衣機。

  我因為跟別人打賭可以在低音弦上把D調拉得比E調還低而賺了一些錢。訣竅是在琴弓上塗抹許多松香,把弓弦拉過尾片。因為這件事,費提茲非常好的音樂老師哈佛葛(D.HenrgHavergal)還帶我去參加格洛斯特教堂(GloucesterCathedral)的三大唱詩班音樂節。在那兒,我與大作家蕭伯納(BernardShaw)、作曲家愛德華·埃爾加爵士(SirEdwardElgar)、沃漢·威廉斯(Vaughan Willians),以及愛斯爾·史密斯(DameEthelSmyth)夫人有過一面之緣。埃爾加那天穿著一件鴿灰色外套,扣眼上別著一朵蘭花,沃漢·威廉斯看起來就像一頭溫和的大象。愛斯爾·史密斯夫人則穿著一件說不出來有多奇特的中國旗袍式外套。

  60年代我成為紐約愛樂樂團的董事時,樂團正陷入低谷。樂評家毫不留情地批評他們的演奏,音樂家們士氣低落,音樂會的上座率只有一半。因此當有人提議邀請利奧納多·伯恩斯坦(LeonardBernstein)來擔任首席指揮時,其他董事都熱烈響應。「他無疑是個票房保證,」我說,「他會讓我們的上座率大增,但他是個自我宣傳的天才,不出五年,紐約愛樂就會變成伯恩斯坦的樂團。」史坦威夫人(Mrs.Steinway)說:「1909年我們請馬勒(Mathler)來當指揮時,大家也是這麼說的。」後來,伯恩斯坦的確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紐約愛樂因此重振聲威,而五年之後,《紐約時報》的樂評也不出所料地把紐約愛樂稱為伯恩斯坦的樂團。

  紐約愛樂的其他董事之所以當選,不是因為有錢,就是因為在音樂方面極有聲望,不然就是兩者兼備。唯一二者皆非的我在其中扮演著敗家子的角色。第一次參加董事會會議,董事們被告知團裡有一位小提琴手去世了,他在樂團服務了35年,他的遺嫣窮困不堪,需要董事會討論能不能給她一筆額外的善款作為養老金。我是唯一投贊成票的董事。那些從不知道貧窮為何物的人心腦之硬,常常會讓我既驚駭又憤慨。

  當時,美國樂團的音樂家每年只有2800英鎊的收入,比水管工和木匠的薪水還低。每次勞資談判,我總是同情他們的工會。但是現在的情況就大不一樣了。今天,音樂家的薪資高到讓所有的樂團都遭受破產的威脅。這大多都要歸罪於19世紀那些譜寫需要龐大樂團演奏的曲子的作曲家們。馬勒的樂團登峰造極,達到1000人。巴赫、亨德爾和海頓都只譜寫少於30人的交響樂團就可以演奏的曲子。現代的交響樂團每場音樂會都不得不上場一百多人,以每位演奏者的年薪14000英鎊計算,這樣的支出誰也負擔不起。此外,指揮每年要拿走56000英鎊,有些獨奏家每場演出的費用是6700英鎊,一個好的合唱團每唱一齣清唱劇要6700英鎊。可憐那些樂團經營者到處去募款、籌錢來支付這些費用,跟乞丐沒什麼差別。

  指揮家為什麼都那麼長命?托斯卡尼尼(Toscanini)、布魯諾(Bruno)、沃爾特(Walter)、曼柏格(Mengelberg)、丹姆羅施(Damrosch)、克林派爾(klem-perer)、安瑟米特(Ansermet)、蒙太克斯(Monteux)、卡素爾(Cacals)、愛瑞恩·波特(AdrianBoult)、畢薩姆(Beedam),還有斯托考斯基(Stokowski)都是到80多歲還在指揮。李奧納多·高登(LeonardGordon)博士和傑洛米·李德(JeromeZ.Litt)博士認為那是因為即使到了大多數人都年老力衰的年紀,指揮家仍然一直持續激烈地運動。或者也許是因為聽眾那狂熱的掌聲,年復一年,使得指揮家的生命值得超乎尋常地延續?第一次遇到華特·丹羅姆施那天,他走到鋼琴邊,演奏了一首他稱之為「上帝保佑有武力的國王」(GOdSavetheKingwi汕Gunfire)的曲子。演奏這首曲子不但要手彈琴,還需要通過臂部有節奏地撞擊低音鼓來模仿炮火的聲音。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注意到,喜歡音樂的人絕少會喜歡詩歌,反之亦然?除了吉卜林(Kgbing)和紐波特(Newbolt)的以狂歡為題材的作品外,我對詩歌一點感覺都沒有。我見過的唯—一位詩人是葉芝(Yeats),那是我加入沙威俱樂部(SavleC匕b)的那天晚上,上廁所時我站在他旁邊。葉芝那時候70多歲,因為服用猴子的腺體而保持年輕。那天我滿肚子紅酒——俱樂部一位上了年紀的酒侍推薦給我一瓶酒,說他記得羅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RobertLoutsStevenson)是這個俱樂部的會員時,最喜歡喝這種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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