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衛·奧格威自傳(2)

二

　　父親看了之後，只想知道，從西進消失的白天，怎麼才能與從東邊來的黑夜面對面地相見？23歲時，我寄給他一份長達51頁的關於鑄鐵聯合會（Alliediron－founders）市場運作情況的報告。他唯一的反應就是指出裡面的拼寫錯誤。有一次我求他帶我一起去朱拉（Jura）釣魚時，他拒絕了：「你沒耐性釣魚，帶你去你會把我弄瘋的。」一位有錢的表兄邀我去他的私人領地打雉雞，我向父親借兩把槍。「不行，」他回答說，「打獵是有錢人的運動，而你不是有錢人。」我在牛津讀書的時候，他力勸我停止買一種晚報，因為我沒能力負擔那筆花銷。

　　我從父親那兒繼承了兩個特點——抽煙鬥以及他那即使遇到最討厭的事也丟不掉的幽默感。我深愛父親，但是卻從未與他有過親密的交談，即使在我長大以後。他是古典式的學者，他的蓋爾語（Gaelic）是自修學會的，卻說得和英語一樣好。他用絕頂哀傷的音調唱蓋爾語歌曲，並吹奏風笛——吹的不是普通的蘇格蘭舞曲或進行曲，而是變奏曲，那些複雜的變奏是風笛音樂的最高形式。他曾經是劍橋大學的橄欖球隊員，還是個神槍手，結婚前的所有假期，他都花在去比利牛斯山（Pyrenees）獵羚羊或去蘇格蘭獵鹿子，我家房子裡到處裝點著他的戰利品。

　　但是到我記事時，他的自信已經被多年來對財務的憂慮侵蝕殆盡了。他自認是個失敗者，這個想法不斷地啃噬著他的生命力。他在我祖母的寵愛中長大，他們母子最喜歡的遊戲就是比賽利爾舞（reels，一種蘇格蘭舞蹈，譯者注），看他跳舞跳得快，還是她彈琴彈得快。父親直到35歲才結婚，但是他選錯了妻子。當時母親19歲，是醫學院的學生，有著褐色的眼睛、雀斑、18英寸的腰圍、豐滿的胸部，還有一個小心眼。她為父親生了五個孩子，但是我卻從未發現一點她愛父親的跡象。母親對父親厭煩得發狂，而父親則以極大的耐心忍耐她不停的挑剔，42年裡一直以執著的愛來對待她。母親一去世，父親也在兩星期後隨她而去。我曾經答應過父親，在他去世後，將他的骨灰撒在他生前有過最快樂時光的鹿林中。但是當他真的撒手西歸時，我卻不敢信守諾言，舉行那個可怕的儀式。

　　母親一天到晚為因嫁給父親而沒當成醫生生氣，也從沒有找到其他興趣去填充她永不滿足的心。她是個藝術盲。她不斷地讀書，每一本書都從最後一頁讀起，然後用她獨有的方式往前讀到開頭。她厭惡所有加了洋蔥或其他重味的菜肴。她對玩樂的事沒有一點天分，但她卻從不缺乏自己的興趣。她最喜歡的床頭讀物是關於一個家庭的系列故事。這個家庭因為有個叫做貝西·龐弗爾（BetsyBumPher）的豬祖母而尷尬萬分。故事情節繞著龐弗爾祖母要來訪而引出的諸多問題展開。如，讓她睡在哪兒？如果把她安排在豬圈裡，一定會傷害她的感情，但是如果給她一間臥室……我從來就不明白她為什麼喜歡那麼個故事，直到最近我才發現，原來貝西·龐弗爾就象徵著她的母親。

　　我13歲那年，母親忠告我：「千萬別讓醫生開刀動你的痔瘡，開起刀來不但病得要死，而且痔瘡還會復發。」那真是我母親的典型個性。長大以後，她對我說：「你繼承了我對園藝的喜好，但你的品味實在粗俗不堪。你對植物本身根本就沒有興趣，你只是喜歡炫耀。」有一天我們一起散步時，她說：「我沒有什麼錢，但是每一分錢我都會留給你的姊妹們。她們一旦決定要離開她們丈夫，那些錢就可以幫她們。」只有一次，她給了我一個糟糕的建議。當時我16歲，在佛羅倫薩的都摩（Duomo）外面，我們站在擁擠的人群中，等待著象徵聖靈降臨的機器鴿起飛。突然，我看到了一個少女，我所見過的最美的少女，於是我開始拼命地往那個女孩的方向擠。「別傻了！」母親對我說，「離開意大利前，這樣的女孩滿街都是。」

　　我錯誤地相信了她的話。別人用眼睛的時候，母親總是用鼻子。每當她想知道我們這些孩子幹不乾淨時，就用鼻子聞我們。晚餐菜肴送到她手上，她總是從盤子中挑起一些來聞。我繼承了母親靈敏的鼻子，還加上了我自己的敏銳味覺。最近造訪亞瑟·利特爾（ArthurD．Little）位於波士頓的味覺實驗室時，有人交給我兩杯白蘭地要我分辨出。這一點兒都難不倒我：一杯是「馬爹利」，一杯是「基督兄弟」。有一次我參加亞瑟·休頓（ArthurHoushton）在馬裡蘭州他的農場舉辦的晚宴，亞瑟跟我打賭說我一定認不出酒的出處。

　　我呷了一口，心想堂堂的大鑒賞家亞瑟的酒窖中怎麼會有這麼差勁的酒？唯一的可能就是因為產地就在附近，所以亞瑟才買了它。「馬裡蘭？」我又猜對了。亞瑟種了一果園的桃樹，結果常常被腐給糟踏掉。亞瑟就在果園周圍，每50碼掛一個錫罐，裡面放上從華盛頓動物園弄來的老虎糞。虎糞的氣味果然嚇跑了鹿群，桃樹因此逃過一劫。後來亞瑟又試著用獅子糞，結果鹿們毫不在乎。其實這些鹿已經上萬年沒聞到過獅子或老虎的氣味了，但是它們知道獅子沒它們跑得快。

　　父親把穿著蘇格蘭裙的我送進倫敦的一家幼稚園。穿蘇格蘭裙對英國男孩來說，是非常娘娘腔的事。有個男孩一直欺負我，直到有一天我一拳打在他的鼻樑上。後來老師向我父母告狀，母親告訴我訴諸武力是懦夫的行為，下次如果有人惹惱我，我應該用舌劍狠狠地修理他。我把這番話謹記在心，而且很快就可以向她彙報我能「用我的唇槍舌劍把學校裡的那些傢伙弄得如坐針氈」。戒掉這個習慣花了我40年的時間。

　　我5歲那年一次大戰爆發了。隨著大戰，萬事變遷，以前以製作精美花邊明信片著名的巴許佛（Bashford），也劃歸到佛蘭德（Flanders）區。那段時間，我一天到晚夢想著重新吃到冰淇淋，想著食糖短缺什麼時候才會結束。記得我跟一群正在療養的傷兵一起坐車，而且坐在一位澳洲軍人的斷肢上面，他的腿從膝蓋以下全都被切除了。記得我一路上被拖著，大喊大叫著去看平生第一場電影。記得隔壁屋子裡逃難的比利時小孩向我丟石頭。記得我假裝自己最喜歡的娃娃是一個鐵路局服務生，而不是德國士兵（其實他就是一個德國士兵娃娃）。我還記得被帶到特拉法爾加廣場（TrafalgarSquare）去看正在展出的有史以來的第一輛坦克，而且還親口向發明坦克車的史威頓上校（ColonelSwinton）問問題。

　　在大戰進行了四年零三個月後，大家都到街上歡慶作戰日的到來，接著又在賀斯利塔（HorsleyTowers）前的廣場上慶祝和平，每個人都高唱著「K－K－K一凱蒂（Katie），美麗的凱蒂。」

　　一年後，我被送去寄宿學校。那年我9歲。就讀的聖賽普瑞恩（St．CyPrian）其實是父親負擔不起的貴族學校，但是校長和他太太因為知道父親曾是劍橋大學古典榮譽學位考試的榜首，就準備在我身上下點賭注，希望我也會有類似的傑出表現。學生優異的學業當然會提高學校的聲譽，然後帶動學生註冊率的上升，所以他們只收我一半的學費——為了這個決定，他們後來恨透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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