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級病毒(124)

一二四

　　§猴子遠征

　　1990年3月下旬。所有的文件都已準備好了，喬已調往人類免疫不全病毒----艾滋病部。根據安排，喬要在5月份搬到日內瓦與喬納森·曼會合，我繼續與他保持聯繫，聽取他的意見，在「疾病控制中心」沒有別人真正懂得出血熱這個領域。雖然我們的技術人員都很勝任，但病毒性疾病部的主任是新來的，他的工作還有個不利條件，他沒有醫學和流行病學的背景，為此他把一個臨時負責人提升為分部負責人，而此人根本不知道什麼是出血熱，也從沒涉足第四級病毒。

　　有許多工作要做，我全力投入。雷斯頓疫情產生了大量的血樣，大多數是猴子血清。似乎每一個有猴子的人或用猴做實驗的人都擔憂埃波拉感染。我們不知道身邊有那麼多的猴子，我們停止了在全美國的猴子實驗室進行血清調查。通常血清調查是為了評估特定感染的流行，以便說明人群中有多少被感染。這一次，就是調查猴群中的感染情況。我們試圖用這種辦法確定有多少猴子帶有埃波拉病毒抗體，這標誌著已有多少猴子受到感染。這樣我們便能確定它是不是普通病毒。

　　可是我們遇到了技術上的障礙，我們使用的抗體檢測劑是1976年疫情出現時為埃波拉設計的，這在疫情爆發時很有效，因為當時在新近受感染的個體上做試驗，個體在病後的抗體水平很高。不幸的是，因為沒有發生最近感染，而且也沒有明顯的埃波拉病史，同樣的試驗對從較大群體（人或猴）採集的樣品反映結果不甚明確。卡爾·約翰遜給從中美洲來桑布拉斯的印第安人（San B1as Lndians）做了試驗，試圖評估最初的實驗。他發現有百分之二對埃波拉病毒產生抗體，後來，其他研究人員檢測了在阿拉斯加的美國土著人的血清，也發現了同等比率的陽性。但是這些結果意味著什麼，難以肯定，沒有人真正知道該拿它們怎麼辦。

　　缺乏特性是埃波拉病毒的一個特點。瑪爾伯格病毒對研究人員來說似乎不存在同樣的問題。最接近這個答案的人是美國陸軍傳染病醫學研究所的湯姆·蔡斯克（Tom Kzaisek），他以伊利莎（11isa）測試體系為依據做了一個相當複雜的試驗，也是對免疫螢光測試法的改進。1990年4月，我曾建議那位臨時的分部負責人應當把湯姆的試驗介紹給「疾病控制中心」，因為那位負責人當時負責進行血清生物試驗，但是沒有被採納。

　　我們用其他試驗方法做實驗。像用來檢查艾滋病的西方墨點法，但都毫無進展。結果，我們忽然發現我們只顧忙於研究猴的血清，卻還沒有用良好的界定和評估系統來檢測它們。而且檢測過程是令人難以相信的重複的枯燥乏味的工作。要得到可信的結果，需要許多經驗和耐心，這還是僅就實驗而言。在我們研究猴的這些人中，丘卡。佩雷斯花了很多時間做試驗。在我們收到的幾百份猴子血樣中約有百分之十顯出對埃波拉病毒抗原有反映，儘管反映不很強烈。

　　為了弄清楚這些低水平反映的意義，我們決定更仔細地觀察這些血清的來源。它們大部分都是彌猴，和雷斯頓的猴是同族。大多數來自菲律賓或印度尼西亞。可是亞洲到處有彌猴。它們常在荒野出沒，可以在旅遊地區經常看到它們的身影，它們大膽地向遊人要食物。有時它們很迷人，可它們也會發脾氣，大肆破壞。

　　那種神秘的新絲狀病毒（不僅是它的抗體），只在馬尼拉單獨關養和用運輸工具運載的猴身上出現。為什麼從其他地區來的健康的猴子卻產生了對病毒的抗體呢？這大令人不解了。

　　我仔細檢查資料看看大多數受感染的猴是從那裡來的。結果令人吃驚。原來抗體陽性的最高比率不是發生在菲律賓來的猴子身上，它們來自印度尼西亞。

　　我與一位印度尼西亞的年長的病毒學專家進行聯繫，我是在泰國研究登革熱時認識他的。我和他討論了印度尼西亞人與雅加達美國大使館官員接觸的情況，另外，我還有幸與在印度尼西亞首都的美國海軍病毒學部門合作。野猴出口是印度尼西亞經濟的主要來源。政府的關注是可以理解的。我們得到正式邀請去印度尼西亞，看是否能找到絲狀病毒的來源。

　　1990年5月，我和史蒂夫·奧斯特洛夫同去印度尼西亞。這時，史蒂夫剛三十幾歲，在「疾病控制中心」已經很有成績。他的大量工作是和細菌性疾病部的腹瀉病分部在一起，儘管他對病毒有保留意見。他說他不相信它們，因為他不能看到它們。史蒂夫是個好搭檔。他很精明。他很快就學會了足夠的印度尼西亞語，這樣他就可以辨認有用的流行病學標記。例如，他能通過簡單方便的方法認出門上的記號。說出這是一家賣猴肉餐館，在亞洲和非洲一樣，人們認為猴肉很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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