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級病毒(123)

一二三

　　當動物管理員割傷了自己以後，他沒有患病。我很清楚這種病毒對人致病很慢。我想，這是個好消息。可是，事實上，我對形勢的這一估計並沒有使很多人高興，其中也包括我在「疾病控制中心」的一些同事。

　　我沒有考慮到的是人們從他們原來的立場上退下來是多麼的困難。我的結論是，不論什麼原因，這不是人的病原體的觀點，讓某些人接受是困難的。關於這一點，我在「疾病控制中心」參加了一些不太令人愉快的討論。

　　有一次鬧得滿城風雨。在美國陸軍傳染病醫學研究所的C．J．彼得斯用非常強硬的口氣在電話中盤問我為什麼把第一批受感染的動物管理員送往一般醫院而不是放到軍方的隔離病房。這並不是說我的決定沒有給我帶來一些不安。但憑經驗和公開的資料我相信把出血熱病人隔離在這種病房是根本沒有道理的。據我看，這樣做更多的是出於恐懼。我們已經看到可憐的珍妮·桑德斯是如何受到英國政府的對待的。我沒有必要讓我的同胞受同樣的煎熬。確實，我將近15年的經驗和其他人的經驗表明良好的基本隔離護理不會使醫務人員受到異常的風險，能使病人得到最好的護理。病人需要在一個配備有豐富經驗的三級護理小組的醫院裡。這是唯一保證理想治療的途徑。此外，如我指出的那樣，現有的「疾病控制中心」制定的對出血熱病人管理的措施相當明確。既然這些都是建立在廣泛的經驗和仔細參照公開的資料基礎之上的，我看不出為什麼要背棄它們。

　　然而，對於在高度的一觸即發的氣氛籠罩下的雷斯頓，把被感染的管理員放進第四級病毒病房，其壓力是巨大的。即使病人真的病了，我仍堅持同樣的立場。

　　確實，我們只能得到這樣的寬慰，即雷斯頓病毒對人是不致病的，它不會使人生病，但是，從別的地方進口的猴子身上出現的另外的菌株總是威脅，甚至對人類是有害的。我想知道對動物感染我能做些什麼。很顯然，我們需要進行有條理的資料收集及進行流行病學分析。但是負責猴子的小組是由獸醫病理學家組成的，在流行病方法學方面沒有專門知識。我建議史蒂夫·奧斯特洛夫去幫助這些獸醫，用他流行病學方面的專業知識指導他們的工作。我甚至建議派他的專家助理到軍隊去。但遭到了美國陸軍傳染病醫學研究所的拒絕。只能寄希望於最終被公開的資料能說明病毒是如何在雷斯頓實驗室傳播的。在沒有更有力的反證的情況下，我們現在只有認為病毒是由感染了的針頭傳播的，或者是由在猴子身上使用的其他儀器造成的，就像在德克薩斯發生的事件那樣。

　　我們對埃波拉病毒雷斯頓菌株的無知也包括對雷斯頓死猴的真正原因的無知。有些證據表明它們的死因可能是猿出血熱合併感染。也可能是猿出血熱合併埃波拉病毒在猴子身上引起的比任何單一的病毒更加致命的疾病。蘇和她的小組在我們實驗室後來做的實驗肯定他說明埃波拉病毒的亞洲病毒株遠不如它的非洲親屬那樣致命，調查人員更慎重的反映能使人們更好地理解這次得病過程的實質。可是埃波拉病毒，無論它是原發病毒或是菌株，連適度的反應也沒有引起過。

　　我對蘇說：「假如它根本不像紮伊爾的埃波拉病毒，到這時候我們也該弄明白了。亞洲的絲狀病毒對人類不構成威脅。」

　　這遠不能使我的上司消除疑慮，我的估計似乎只能引起失望，甚至氣憤。我請蘇把雷斯頓的最終結果講給大家。

　　1990年3月，在動物管理員使自己感染上病毒但又未能致病以後很長一段時間，喬和弗雷德因雷斯頓調查的幾件事而有所爭執。喬原來計劃4月下旬離開，這一下他3月底就離開了特殊病原體部去了人類兔疫不全病毒艾滋病部。接著就一連搞了好幾年的艾滋病研究工作。在此期間，他還熱愛他曾為之付出多年心血的出血熱病研究工作。現在又需要與艾滋病作鬥爭，因為它在奪去更多人的生命，尤其是在非洲。1989年7月，艾滋病環球研究規劃的負責人喬納森·曼和喬訂了一份脅議，讓喬到日內瓦去，他們計劃檢測人類免疫不全病毒，艾滋病藥物療法和感染的機會。他們選擇的研究地點主要在發展中國家，喬在那裡的經驗會特別有價值。世界衛生組織和「疾病控制中心」的人類免疫不全病毒----艾滋病研究部已經在1989年夏季起草了複雜的文件，那是在第一批雷斯頓猴從菲律賓運出之前。

　　新聞界猜測喬離開「疾病控制中心」的原因是雷斯頓疫情的爭論，完全是誇張的，但是，喬也不必那麼倉促地或激烈地離開特殊病原體部。「疾病控制中心」讓喬在出血熱這方面的專業知識流失是對該部門領導工作的嚴重控告。幾年後卡爾·約翰遜也離開了「疾病控制中心」，這樣損失就更加嚴重。

　　對我來說，這也是我個人的損失。多年來我從事出血熱研究工作，喬一直是我的良友和導師，他一走，我只能孤軍作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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