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達書庫 > 紀實文學 > 第四級病毒 | 上頁 下頁
一〇一


  從阿茲基韋出現的每一個症狀看,現在完全可以確診是拉沙熱的問題。再認定他得的是咽喉炎或是什麼特別重的流行性感冒,都站不住腳了。

  實在沒法耽誤下去,維羅妮卡帶阿茲基韋找另外一個門診所。也沒有高明到哪兒去。耳、鼻、咽喉各科的專家都瞧了,還是說是扁桃腺發炎,提高劑量,把處方上的抗生素加了一信。但是,還是沒有人想起問問他是否出過門或者去過什麼別的地方的問題。

  夫妻兩人一無所獲,只得回家。已經陷入心神錯亂狀態的維羅妮卡陪坐在丈夫病床邊,不時替丈夫抹額擦汗,取這拿那。好在她不是獨自為戰、孤軍奮鬥。所屬教會裡的牧師幫了大忙,一個牧區的朋友,來做做飯、帶帶孩子,儘量搭把手。維羅妮卡心想,阿茲基韋既然已經由四個大夫診斷過,時至今日毫無起色,也只能去找教會,靠上帝幫忙。

  現在阿茲基韋開始出現間歇性的昏睡狀態,不時說糊話,都是些尼日利亞家鄉話。維羅妮卡多次想法同他搭話,他卻充耳,不聞,好嫁聽不見似的。這時,維羅妮卡再也承受不注這樣的傷痛了,撲倒在床上,嚎陶大哭。

  到了2月14日晚上,維羅妮卡決定必須送丈夫上急診室。找到杜佩奇縣醫院。急診室接待阿茲基韋的醫生說不出阿茲基韋得的是什麼病。躺在他面前的是一個男性患者,高燒已經兩周,體重減輕15磅,這是據他妻子說的。現在這個病人病得非常嚴重,顯然已經神志糊塗。各種各樣的抗生素對他的咽喉疼痛都無濟幹事。這兩天除了尿血以外,又出現了鼻子流血。

  雖說阿茲基韋顛三倒四,語無倫次,活不成句,醫生查不出他有黃疽和肝炎的記錄。而只有這兩種疾病才能引起糊言亂語和癡呆。那時已是深夜,醫生同意留下病人。首先進行點滴,補充體液,然後安排各種試驗,立刻檢查。幾個小時以後結果都有了。看到肝酶指數如此之高,醫生驚訝之余,感到實在出奇,一般來說,這樣高的肝酶指數,病人早就該確診為肝炎,但是同樣很清楚,病人並無黃疽,連一點跡象都沒有。

  就這樣延續到第二天早晨,來了另一位名叫羅伯特·蔡斯(Robert Chase)的醫生,他是杜佩奇縣醫院的傳染性疾病顧問。他是從阿茲基韋得病以來,維羅妮卡陪他找過的所有醫生中第一個想到要問問阿茲基韋出門去過什麼地方的人,等問明白以後,知道阿茲基韋剛從尼日利亞回來,他立刻斷言,需要轉院,馬上請「疾病控制中心」協助。

  這天是星期二,我正坐在辦公室裡寫材料,蔡斯大夫打來電話,開始跟我講述病人的症狀。

  「尼日利亞那兒有沒有可能引起這樣毛病的原因?」他間道。

  「絕對有」我答道。「拉沙熱唄。照你所說法,是很典型的一例。」

  整整熬過了14天痛苦難忍的日子,總算給阿茲基韋的毛病找到了一個答案。但是我得承認,這種狀況的預後是很不好的。我告訴蔡斯大夫說,本來我們專治這種疾病的特效藥,也就是在西非曾經治癒過許多拉沙熱患者的雷巴抗病毒素可以對症治療,但是阿茲基韋的現況已經遠遠超過使用該藥的有效階段,要救他的命恐怕不容易。但是,我又說,還有一個機會:盡可能給他以延續生命的護理,以期靠這種護理幫他渡過他所得感染的急性高潮期。同時也可使雷巴抗病毒素重新獲得對付病毒的時效。如果在西非,一個拉沙熱患者已經到了阿茲基韋這樣的後期,必死無疑。但是西非沒有像我們這裡這樣現代化的高強度的維持生命的護理設備,所以病人少了一個機會。現在也許還能管用。

  「如果用斯旺·甘氏導管給他做插管式通氣術是否安全?」他問道。

  在美國,我們改進並實施新的處理法搶救這一類病例才不過一年,是根據我們在塞拉利昂治療拉沙熱患者的經驗和參照有關出血熱已知數據總結出來的辦法。這一新的病例給我們提供了再一次試驗的機會。我對他說可以插管、用導管通氣,保證平安無事。我還詳詳細細地囑咐了他對阿茲基韋應護理的項目和措施,特別是要留意醫務人員的安全。

  蔡斯醫生同意說,也許為時已晚,他仍將努力取得靜脈注射的雷巴抗病毒素,針藥一到手,他就立刻給病人使用。

  我對他說,別擔心,不會由他單獨一人處理的。當天晚上我會帶「疾病控制中心」的人員前去協助。

  我接著給雷巴抗病毒素生產廠家打電話。他們答應在人力辦得到的條件下,儘快把藥物送來芝加哥。此時蘇在塞內加爾。我只能打電話找庫卡·佩雷斯(Cuca Perez),他是協助蘇工作的技術員。

  「把實驗室準備好,庫卡,」我說道。「我們今天下午一起去。」

  把我們的小型流動實驗室準備好,趕回家去整理必要的行裝,同杜佩奇縣衛生局聯絡上,作好必要的準備,然後是作好去機場的包括安排交通在內的一切必要準備,前後大約需要5小時,這才能起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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