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級病毒(65)_學達書庫

六五

　　§病毒蔓延可以防止

　　正當蘇在波登當（Porfon Down）與埃波拉病毒鬥爭時，我開始對人體免疫缺損病毒／艾滋病毒（HIV／AIDS）發生興趣。1983年初，安特衛普的一位同事——簡·德斯邁特（Jan Desmyter）告訴我，他曾看到一群來自紮伊爾的病人患了一種類似愛滋病的疾病。1983年3月，他和其他在比利時的同事曾治療過30多個患這類疾病的人。這是一個給人深刻印象的數字。雖然比利時在20多年前已經放棄了對紮伊爾的控制，但兩國之間仍保持著密切的關氛，任何紮伊爾人如果真的得了重病，只要負擔得起治療費，總要想方設法到比利時去醫治。我曾在紮伊爾呆過，知道只有遠遠低於該國人口百分之一的人能負擔這種醫療所需的旅費。因此很清楚，在紮伊爾一定還有很多患艾滋病的人。

　　感覺到可能有一場瘟疫正在醞釀中，我曾和「疾病控制中心」的艾滋病研究小組領導人吉姆·柯淪（Jim Curran）對這種情況進行過討論。他也認為在紮伊爾一定還有非常多尚未發現的艾滋病患者。他同意應當對簡所作的報告繼續採取行動，並向我保證「疾病控制中心」將給予支持。於是，1983年7月，我給美國駐金沙薩大使館發了一個電報，該電報轉給了住美國商務處的科學參贊塞斯·溫已克（Seth Winnick），我請他與衛生部首席顧問卡利薩·魯蒂（Kolisa Rufi）聯繫。利用大使館作中間人，我可以使魯蒂瞭解在比利時發生的最新情況。然後，我請他考慮能否由政府批准讓我們到紮伊爾去進行一次調查，9月份，我們獲得了他的同意。

　　1983年艾滋病病毒尚未分離出來，因此我們沒有任何特殊的試驗來證明一名患者真正得了艾滋病。我們僅有的是艱巨的，高度技術性的T4／T8比例試驗，它測量感染免疫系統中T細胞的損失一一能揭示艾滋病感染的一種症狀。事實上，那時我們甚至不能確定艾滋病是一種病毒性感染，而沒有病毒也就無所謂抗體試驗。對於T4／T8試驗，我必須找一位技師，不僅能做這種複雜的試驗，而且也能將所需的材料運到非洲，並在那裡跟在「疾病控制中心」試驗室一樣，進行試驗。我挑選了希拉·米契爾，她已和我一同在試驗室工作了兩年。雖然這可能是她第一次非洲之行，我感到她是最能勝任這項艱巨任務的人。我很高興他說我作了正確選擇。她不僅為我做了極為出色的工作，後來又繼續發展了一項獨特的職業，為發展中國家建立檢驗人體免疫缺損病毒的實驗室機構。

　　在我們準備出發去紮伊爾的前十天，我接到以前在細菌疾病部特殊病原體分部的領導約翰·貝內特（John Bennet）的電話。他現在是傳染病中心的副主任。約翰告訴我，除了我的小組以外，還有另外一個由美國衛生研究所（NIH）的湯姆·奎因（Tom 0uinn）率領的艾滋病考察組已進入紮伊爾。他的助手是一位年輕的昆蟲學家兼流行病學家名叫費雷德·費因素德（Fred Feinsod）。費雷德正在埃及從事裂谷（Rift Vallev）熱病毒的研究。另有一位助手是來自安特衛普的利奧波德親王熱帶醫學（Prince leopoldInstitute of Tropical medicine）研究所的彼得·派奧特（Peter Piot）。雖然我從未見過湯姆，但我和彼得很熟，1976年曾一同在紮伊爾考察埃波拉病毒。他是流行病學家。他聰明地拒絕乘坐由兩名喝醉酒的飛行員駕駛的倒黴的直升機。我曾和那兩名駕駛員的棺材及他們悲痛的家屬同機飛回金沙薩。這些事是無法忘懷的。

　　約翰為我們所有的人一起工作做出了很好的範例。我把我的計劃告訴湯姆時，他也同意把「疾病控制中心」和「全國衛生研究所」雙方的力量合併起來，互為補充。也許我們「疾病控制中心「的最大有利條件是得到紮伊爾衛生部的正式邀請而湯姆則沒有。另一方面，湯姆掌握了一批用於T4／T8試驗的試劑，這點比「疾病控制中心」優越，同時彼得已和紮伊爾的醫院建立了個人接觸，而別人都沒有。我們決定去紮伊爾前，所有人員在安特衛普「利奧波德親王熱帶醫學研究所」集合。我期望和彼得及湯姆認真討論工作方針，但是未能實現。

　　還有幾個人參加這項活動。除彼得和湯姆外，美國全國變態反應與傳染病研究所（NIAID）主任狄克·克勞斯（DickKrause），利奧波德親王研究所主任盧克·凡·艾克曼（1uc Van Eyckmens），以及來自約翰·霍布金斯（Johns H0pkins）醫學院的一位流行病學家，他也是全美衛生研究所的成員。這些人不和我們一同去紮伊爾，但是組織似乎有些龐大。我可以理解克勞斯和艾克曼為何能在這裡，因為他們的組織向湯姆和彼得提供了基金。但其他人呢？我猜想這種集會的規模是另一種跡象，表明科學界開始對艾滋病高度發生興趣——這種興趣既是幸事又是禍害。說是幸事，是因為大量的有價值的科學試驗得以進行；說是禍害，則是因為它會引起某些爭權的矛盾鬥爭，以及隨之而來的爭吵和嫉妒。那位來自約翰·霍布金斯醫學院的流行病學家的作用是不清楚的。當他發表了有關如何選擇對照控制組的完全無用的迂腐的演講後，他的作用顯得更小了。我想我又回到流行病情報所開辦的流行病學初級班來了。然而會議的其它方面證明是更有價值的。至少當我們分開時，大家都感到能夠在一起工作到今日仍是朋友，這一點足以證明當時的判斷是正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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