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級病毒(60)_學達書庫

六〇

　　戴維聲稱蛇不會得狂犬病，而兔子會的。因此我們將感染了狂犬病的老鼠同蛇放在同一室內。由於我必須用鼠作實驗，所以我每天必須兩次走過蛇所在的地方。戴維有幾條十分令人討厭的蛇。我每天早晨總要面對恐慌，因為我必須進入作為動物室的那間屋頂上的茅屋。這些不是普通類型的毒蛇。其中有巨大的眼鏡蛇，它們對我抱懷疑態度——跟我對它們的懷疑一樣。一旦它們瞧見我，它們就會朝我發出噬嗤聲並沖向前來。戴維向我保證它們跑不出來。戴維對我對這些動物的厭惡感的唯一讓步是允許我不參加每星期一次擠毒液的工作。我後來發現戴維的保護措施不像人們吹得那樣完美；有一條蛇確實逃跑了。他們當時注意不讓任何人告訴我。

　　放下蛇和狂犬病的研究工作，我調回英格蘭從事另一種病毒的研究。那是極為有趣的病毒研究之一，它的情況鮮為人知。這種病毒名叫埃波拉。我對它的興趣主要在於要弄明白這種病毒是怎樣對人體造成如此災難性的影響的。1983年春天，當我真要投入研究埃波拉時，另外一次對我一生有久遠影響的機遇出現了。珍妮·科爾伯恩和我接到邀請一一連同來回旅程機票——去參加「疾病控制中心」召開的第一次退伍軍人病會議。金斯敦醫院爆發的退伍軍人病病菌，因為我們關於管道系統的工作，引起了相當大的興趣。作為對這項工作最熟悉的兩名研究人員，我們被要求報告我們的發現。

　　我離開前的兩個月時，戴維寫信給他認為我到美國後應該會見的兩個人。一個是卡爾·約翰遜，他當時在美國陸軍傳染病醫學研究所工作。另一個人是「疾病控制中心」的特殊病源體分部的領導。他的名字叫喬·麥克科密克（Joe McCormick）即約瑟夫·麥克科密克（Joseph B.LicCormick）。

　　當我從曼回到英格蘭開始從事埃波拉研究時，我知道我有許多東西要學習。我從未在第4級病毒情況下工作過。由於處理病毒的危險性，我不能讓任何人幫我。我知道必須自己掌握所需的技巧。我對病毒活動方式感興趣，因此需要能夠提出著眼於病毒感染的病理生理學的檢驗報告。病理生理學是研究病毒如何引起疾病的。極有興趣的一個方面是病毒對毛細血管系統的微血管中的血小板和內皮細胞的影響。血小板與制止出血有關，有證據證明血小板在埃波拉感染中會受影響。內皮細胞是人體每一根血管的襯裡，並將血液和血細胞保持在血管內部。埃波拉病人的血管變得容易滲漏，並且不再能保留血液和血細胞，基本上，埃波拉患者的血小板和血管內壁細胞的功能都停止了，我需要研究其原因。

　　為了幫助我加快工作速度，我被介紹給蓋伊·尼爾德（GuvNield），他在蓋氏醫院（Guy，s Hospiial）的腎臟部工作。蓋伊曾對腎臟病中的血小板和內皮細胞做過一些有趣的工作，並願意教我那些我相信同樣能夠應用於埃波拉研究的技術。我還必須學會怎樣在一所第4級病毒實驗室裡工作，能運用最簡單、最可靠的技術和設備。我必須學會樣樣事情都自己來做。我準備對活的病毒進行研究，而不是用已經被殺死的病毒。這是因為我將要用的技術依賴於生物測定，一是測定血細胞功能的試驗。假如殺死病毒則會同時殺死細胞。所以，如果我要用活細胞進行研究，我必須對含有活病毒的活細胞進行研究。

　　我一進入波登·當的第4級病毒實驗室，就幸運地得到那裡最好的技師的幫助。戴維·辛普森告訴我，他讓喬夫·普拉特（Jeof Plaff）來幫助我進行埃波拉病毒研究。喬夫是一件了不起的禮物，他是一位有經驗的熟練的樹木病毒學家，頭腦冷靜，並樂意和我在一起。我不能得到比這更好的支持了。沒有喬夫我將永遠不能完成作為我的研究工作的中心的猴子實驗。這是令人精疲力盡的工作。我們必須用猴子做試驗。因為猴子是我們唯一能夠加以感染的動物，而且還能為發生在人類身上的情況提供良好的模型。我們能夠控制猴子身上的疾病過程，並能夠實現我們所要進行的審慎的檢驗。幸運的是，當時沒有人類患者，如果有的話，他們也只是在像恩紮拉或揚布庫那樣的地方。在那樣地方進行試驗是因難的。我們必須有可控制的條件，其目的是對這種疾病進行深入瞭解，使我們想出應付的辦法。

　　我們花了很長時間費力地進行凝血試驗、肉皮試驗和血小板功能試驗。所有這些試驗都是在一群包括幾隻放在籠子裡的猴子組成的專注的觀眾面前進行的。它們也是一群很健談的觀眾。一俟它們從我們施加的麻醉劑中蘇醒過來時，就沒辦法使它們住嘴。有時它們還向我們扔東西。

　　除了實驗工作，我們也必須在猴子身上做屍體解剖。在這些地方我們要依賴亞瑟·巴斯克維爾（Arthur Baskerville），一個獸醫和細胞病理學家，大多數解剖都是由亞瑟擔任。當我看到這些解剖標本時，使我驚訝的是咬肌即猴子顎的肌肉的尺寸。它大極了，比任何人類的顎肌要大許多倍。它提醒你永遠不要讓猴子咬著。亞瑟開始用鋸子解剖猴腦是最危險的時刻。鋸子開始鋸碎骨頭的時候，我越來越怕一些飛濺的碎屑中可能帶有埃波拉病毒。我總要在每一次解剖之後的幾天之內清點人數。如要過了五天而無人出現發燒的現象，那麼我便可以放心地回家，至少直到下一次解剖時。

　　出乎意料的是有一隻猴於確實從我的第一次實驗中活下來了。如所意料，是因感染我們施加的埃波拉病毒而嚴重地得病，可是其它的猴子都死去，唯獨它徹底痊癒了。對此沒人能解釋清楚。離我前往亞特蘭大參加退伍軍人病會議只有兩天了，我不能再耽誤。我必須決定怎樣處置這只猴子。那是一次困難的決定。我感到它從感染中奇跡般地康復，理應得到休息。只是波登·當的規定是嚴格的。要是可能，每當我和喬夫離開實驗室之前他們會把我們放在高壓鍋裡消毒一番；因此他們不可能同意讓一隻猴子活下來，喬夫和我只好傷心地勉強決定犧牲這只猴子。可是我就是不能親自執行，乃決定由戴維動手。戴維理解我的心情，幫我完成了這項痛苦的任務。

　　第二天，珍妮和我登上去亞特蘭大的飛機，準備到那裡去報告我們在金斯敦醫院的管道系統中的發現，到達美國海關時，一位移民官員間我曾否以任何方式接觸過任何傳染病。幸運的是珍妮代替我回答。她擔心我會把患埃波拉病的猴子的事說出來而被以危害健康的名義遣返英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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