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級病毒(59)_學達書庫

五九

　　同時，馬爾科姆繼續從我們給他的水樣品中培養退伍軍人病病菌，但是他的檢驗結果還不具有足夠的說服力使我們能夠確定感染的來源。一天晚上，戴維·哈琅值班，對護士們抱怨病房熱水供應不足作出回應。他到設備間去，看看他能做些什麼。設備間是向整個醫院供應熱水的。那裡有三個大圓筒，即液體加熱裝置。當時只有一個裝置在運轉，供應熱水。第二個是空的——關閉起來待修。第三個停著待用。他打開那個停用的加熱器的蒸氣供應閥以增加熱水的流量。當蒸氣將水加熱時，水箱裡形成的水流將各個層面的水翻動混合，然後進入熱水供應系統送到病房。

　　幾天後，戴維·哈琅得了肺炎，住進了醫院。我們懷疑他得的是退伍軍人病。雖然我們從來未能確證這一點。用紅黴素處治之後，他開始康復。無事可做，他躺在床上極力思索，想要找到解開整個調查過程中困惑他的疑團。忽然他的靈感來了，從床上坐了起來，大聲喊道：「我找到了！」

　　那是一個星期六的早晨，周圍沒有人。這對他更好；在他有機會證實他的預感之前，他不想說任何話。一俟他感覺痊癒，他穿上衣服跑到設備間。他找到那台停用的等待進行日常維修的加熱點。他向筒裡凝視，看到底部稠厚，呈鱗片狀的濕源液的沉積物。他舀出一些沉積物，放進一個無菌瓶裡，然後帶到馬爾科姆那裡。

　　戴維的靈感立刻被證明是對的。那沉積物產生令人驚訝的退伍軍病病菌一一它一直呆在醫院的熱水系統裡。戴維斷定這種病菌必然在熱水器的底部繁殖——歸根結蒂，退伍軍人病病菌是一種生活在水中的微生物一一而且因為它生長在圓筒的深部，那裡的水溫總不夠高到足以殺滅它。只是當戴維回憶起他打開那台停用的熱水器的同一大夜裡發生了兩起新的退伍軍人病病例時，我們才取得了真正的突破。當戴維把水箱底部的髒物攪起來時，他無意中使退伍軍人病病菌進入了熱水系統，我們知道至少有一位受感染的病人在當天晚上洗了淋浴。他無法知道他是用高滴定量退伍軍人病病菌的水淋浴的。

　　我們進行了幾次實驗，設法防止再發生這種情況。可否將熱水器消毒以全部殺滅其中可能會有的微生物？我們決定對一個圓筒進行試驗，將水溫提高到沸點，然後再看結果。在加熱水的整個過程中，我們不斷測量圓筒外壁表面溫度。當測溫儀錶向華氏212」攀升時，我不得不竭力克服一種越來越強烈的恐慌感。這些圓筒設計的耐高溫度沒有這麼高。我害怕戴維要被炸死。他帶著溫度探測器在水箱底下匍匐爬行，想要弄清究竟可以熱到什麼程度，溫度計的指針繼續上升，而我認定所有設備都要瀑裂並將他浸透於熱水之中。我屏住呼吸，但沒有發生任何事情，我們都活下來了。可是圓筒裡的陰險的微生物卻沒能生存。

　　在研究過程中，我們最後依靠來自泰晤士水利管理局（Times Water Authority）的一位名叫珍妮·科爾伯恩（Jenny Colborne）的科學家。她有一個漂亮的儀器用來測試水管材料資助細菌增殖的能力。在把退伍軍人病病菌放進她的儀器之前，一切聽來都有點枯燥無味。病菌在橡皮墊圈和堵縫之類的水管材料上生長得好極了。她發現當一個水龍頭或噴淋頭有一段時間沒有用過，再啟用時，首先流出的水中充滿了退伍軍人病病菌。至此我們對人們是如何感染的問題有了清晰的認識。那是通過飲用水感染的。為防止新的感染，我們制訂了一系列指標，要求將冷水氯化並將熱水加熱使微生物無法生長。

　　我對退伍軍人病病菌的流行病學方面的經驗，成為我於1981年在倫敦大學發表的博士論文的基礎。此時，我也獲得了皇家病理學院病毒學研究員資格——大約相當於持有美國部委證書的資格，我的生活開始轉變。但我對轉變的令人激動的程度一無所知。

　　同一年，即1981年，我到波登·當去見戴維·辛普森，向他求職。他十分樂意幫助，但他必須獲得必要的經費。於是，我們共同向惠爾康信託基金會（We1c0me Trust）申請研究員職位，使我成為一名專職的病毒學家。這個職位也使我第一次能到國外工作。我被邀請去泰國進行狂犬病研究工作，時間為三個月。由戴維和瑪麗·沃瑞爾（MaryWarrell）領導的一個科學家小組在曼的瑪希多爾大學（Mahidol University）設立一個研究項目。瑪麗是狂犬病病毒學專家。她去曼之前曾和我同在牛津工作，後來我轉到聖喬治（St．George）工作。因此我們兩人相知甚撚，沃瑞爾夫婦想弄清是否可用免疫系統產生的一種抵抗病毒的天然保護蛋白質即干擾素來醫治狂犬病。得了狂犬病的人無能倖免於死的。但是戴維設想，如有合適的診療方面的支持，再加上抗病毒藥劑，也許能夠存活。

　　使這項工作如此困難的原因之一是必須同狂犬病患者打交道。有一件事給我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那是一個後期狂犬病患者。給我印象特別深刻的是他的恐怖的目光。他完全知道在他身上出現的病症。讓他保持鎮靜是主要問題。護士們要不斷地去滋潤他的乾枯、皺裂的嘴唇。即使在他失去知覺時，用水濕潤他的嘴唇也會引起可怕的痙攣。我想他可能會躥出窗外。這種疾病使他對任何一種輕微的觸摸都作出過敏反應。我們對他的病毫無辦法。干擾素治療法失敗了。他死了。我遇到的第一例真正的病毒。

　　瑪麗建立了一所病毒學實驗室，我們在那裡從我們的病人的腦活組織中分離出狂犬病病毒，然後使它們在老鼠身上生長。我處理老鼠是沒問題的，但對蛇確實有點問題；實際上，我從病理學的角度考慮，害怕它們。對我來說不幸的是，戴維被有關蛇噬的問題強烈地吸引住了，他研究蛇毒。實驗室只有兩間動物室——一間放戴維收集的蛇，另一間放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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