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級病毒(56)_學達書庫

五六

　　§病毒學、管道和埃波拉病毒

　　1978年我完成在倫敦衛生與熱帶醫學學院的碩士學位學業之後到了牛津（Oxford）。在那裡我受雇於拉德克利夫醫院（RadceiffeHospital）的公共衛生實驗室服務部。一有可能我就要求轉入病毒學。人家告訴我，那裡沒有空額。失望之餘，我將目光轉向另一方向，並找到一個職位，跟鮑勃·米切爾（Bob Mitchell）一同工作。他是一個非常好的細菌學家和教師，在鄰近的邱吉爾醫院（Churchill Hospital）指導該院的細菌學實驗室。我的最高上級是約翰·托賓（John Tobin），他是公共衛生實驗室主任和病毒學主任。約翰年紀五六十歲，行動迅速、熱誠、詼諧，有點自行其是。哪裡有新東西，他就出現在哪裡，雙目略微瞪大。他以坐在實驗室的橙子上來自動手，做點技術工作為樂。凡願參加的人。他都樂意吸收進來同他共同工作。我是那些志願者之一。約翰是第一個教我病毒學的入。

　　「在病毒學中」，他對我說，「重要的不是你做什麼，而是你要做得快。」

　　那時我們正準備組織培養物，——長在試管裡的細胞一—必須十分小心不使它們感染細菌和真菌。那是個好主意：速度起作用。我們用螢光抗體檢驗法一一一種叫做免疫螢光（IFA）的技術一一來檢測一種新發現的微生物，即引起退伍軍人病——退伍軍人肺炎的微生物。約翰並不糊塗；對他來說退伍軍人病是或不是一種病毒，沒有什麼差異。真正要緊的是那是新事物。不管怎樣。病毒學家使用免疫螢光技術要比細菌學家來得多。它確證或量比引起感染的微生物的抗體或抗原，那種螢光染料使你能看見微生物，因為它在一定波長的紫外線下會發黃光。抗原把抗體當作「外來」入侵者的物質。

　　這些可以包括病毒、毒素、配伍禁忌的血液、細菌或器官移植體。這些東西存在於人體刺激免疫系統，後者又轉而製造出保護性抗體來對抗他們。如果沒有這種機制，人類早已從地球上消失了。當時最討厭的抗原之一當然就是退伍軍人病。它同1976年在費城召開的美國退伍軍人會議的參加者中間神秘地爆發的致命肺炎有關。雖然那次爆發已經過去兩年，約翰是英國第一個研究該細菌的人。鮑勃·米切爾也積極參與。於是我們三人就合作進一步研究這種疾病。

　　我們的研究大多在下班以後進行。這是有原因的。每天下午五時左右，當實驗室技術員將要回家的時候，約翰便來找我說：「蘇，讓我們來發螢光吧！」別人或許以為這是一種很怪的邀請，但我對此熱烈響應。這是非常有趣的。我丟開一天的日常工作，取出培養物，同他們一起工作到深夜。我們之所以在業餘時間做這些，主要原因是因為技術員們會擔心和不高興。他們會想我們在幹什麼？把他們的生命置於高度致病性的新微生物的危險之中？而且他們會想還有哪些微生物比退伍軍人病更易致病？這就是我的「追獵第四級病毒」生活的開始——處理別人認為危險的東西！

　　然而我不在乎這種危險。我估計，只要我正確對待所研究的微生物，並遵循合理的預防措施，我就會是安全的。此外，我對約翰抱有信心。他同微生物打交道有很長時間了，並且知道怎樣對付它們。

　　我們所做的關於退伍軍人病的工作開始有收穫了。約翰和我被請去向臨床呼吸疾病小組作報告。我們講了我們對這種疾病的知識著重在症狀。醫生們常常把退伍軍人病誤診為常見的肺炎而從來不知道患者究竟得的是什麼病。我們確知這種疾病的傳染要比人們想像的更為廣泛。我們是正確的。我們在顯微鏡下研究的這種疾病即將直接出現在邱吉爾醫院的病房裡。而將要提醒我們注意這個事實的人正坐在聽眾席上。他是一位年輕的住院醫生，名叫馬丁·纓爾斯（Martin Muers）。

　　我們作報告的幾天以後，馬丁打電話給我。他說他正從拉德克利夫醫院打電話。那醫院位於古城牛津的牛津大學中心，就在我們的山腳下。

　　「我將對一位做過腎移植的患者做支氣管窺鏡檢查」，他說，然後又加上：「我想她也許患了退伍軍人病。需要做些什麼來檢驗一下？」

　　「請你從肺部深處（越深越好）取一個任何能取得的樣品，注意在取出的過程中避免污染」。

　　電話的那一端沉默了一會。無疑，馬丁是在揣摸怎樣才能滿足我提出的規格要求。我提出一些建議。然後他說：「讓我想想我能做些什麼。」

　　一小時過去了。時間已經晚了。實驗室技術員已經回家了。我透過窗子看見馬丁騎著自行車朝山上走來。他帶了一支10毫升消毒離心機管。管裡有三條支氣管窺鏡小管。好極了，正是我所要求的。

　　「我希望你用消毒剪刀將它們剪開。」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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