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級病毒(54)_學達書庫

五四

　　我們終於來到喀土穆，對當局控制放行感到焦慮。但是我們不能前進。我們無法動彈。我們在叢林中找上有關官員的門，但是他們堅持說毫無辦法。馬裡迪周圍已經建立起一道防疫線，沒窄任何進出該城的交通，每個人都害怕得不得了。他們告訴我，無法找到願意運送我們的人。他們不願或不能幫助我們。

　　於是，晦，你看！緊要關頭出現了解圍的人。如不是上帝自己，也是他的代表，降臨現場。你猜，誰來到朱巴機場了，不是別人，正是坎特伯雷大主教。還有，他有自己的飛機。原來英國聖公會在蘇丹南部被圍困的人群中有一大批追隨者。他是去南方幫助那些信徒而途經此地的。顯然，對於當地政府，主教是比我們更為重要的人物，因此沒有人會干涉他，不讓他」飛到任何他想要去的地方。於是，我們找到大主教請求搭乘他的飛譏。他說：「當然可以，來吧！」

　　我至今不能肯定他是否完全理解這場突然爆發的瘟疫的全部意義，或者他自信有上帝保護，而全然不顧瘟疫的危險。

　　戴維接著談他在馬裡迪的調查，在那裡他找到一所被棄置的醫院，該院的許多工作人員死於埃波拉病疫，其他人員則躲在各自家中，但疫情仍時有發生，他就在空地中間解剖屍體。他最後來到恩紮拉（Nzara）鎮。他爬到一座棉紡廠的屋頂去抓蝙蝠，希望能在其中的身上找到引起埃波拉病的病毒。他將這只死蝙蝠裝在箱子裡送回波登，由一位名叫厄尼·鮑恩（Ernie Powen）的研究人員將它打開。沒有人告訴厄尼箱裡裝的什麼，因此當他發現那六隻蝙蝠時很是驚訝。遺憾的是，波登的研究人員在蝙蝠身上找不到埃波拉病毒的線索。但就我而言，這與本題無關。當截維繼續往下講時，我唯一想到的是：這正是我想要做的事情。

　　我花了相當多的時間才作出這個決定，並用了更長的時間才真正參加和戴維所描述的那樣一項調查工作。然而，我總是一個後來者，在我的道路上有許多障礙，遠比我想像的要多。

　　1943年8月，我出生於英國的登比（Denby）市。當時正是酷熱的長夏，該市正在遭受唯一的一次空襲。母親說過在我出生前採集黑毒的事。這是很不尋常的，因為在英格蘭北部通常黑毒要到八月底才成熟。我最初的記憶是當敵機在頭頂上飛過時，我仰躺在通向防空掩蔽體的樓梯上的情景。

　　當我11歲時，我被送到威爾士北部的一所寄宿學校讀書。那好像被放逐一樣——真正完全的隔離。我在那裡度過的6年時間，是一生中最不愉快的日子。為了排遣孤獨感，我貪婪地閱讀我能找到的一切散文、小說和詩歌。我學音樂、彈鋼琴和風琴。

　　當我以英文、法文和歷史都是A等的成績畢業時，我發現自己已在人生道路的分水嶺上。父親和母親遷居巴黎近郊，因為父親將在楓丹白露（Founfainebleau）的北約總部（NATO）工作。於是我得有機會在巴黎大學（Sorbonne）讀書並有過幾次真正的旅行。

　　在法國和意大利消磨了兩年之後，我逐漸顯現出掌握外國語言的能力和嚮往異國他鄉的情緒，我下打算回到寒冷、潮濕和灰漾漾的英國，但是我要謀生。到這個時候，我實際上已把自己當作一個地中海人了。我再也不能使自己適應故土的生活。我同一個年齡比我大的人結了婚，他到處旅行，特別是非洲。

　　我自己要旅行的激情並未隨結婚而消逝。相反，隨著歲月的推移變得越發強烈了。27歲那年，我覺得一定得採取某種行動了。我決定要做一些人們曾經告訴我，像我這樣已婚婦女，特別是有一個孩子的婦女做不到的事情。我要成為一名醫生。

　　不管60年代後期和70年代初期英國流行的對婦女不宜學醫的偏見，我上了當地的技術學院，選讀物理、化學和動物學等課程，以便能達到醫學預科課程的要求。也許那些主管人以為這些課程足以便我生氣而放棄我的脫離常軌的道路。誠然，我坐在15歲男孩坐的最後一排的未位，熬過了艱難的第一學期。儘管這些孩子還不成熟，他們已經學過兩年物理，這意味著他們知道所有的答案，而我則一無所知。

　　然而我下定了決心。我儘量把一切都記錄下來。下課後就去接漢娜（Hannah），然後回家，準備晚餐，並料理家務。只有這一切都做完了，我才能坐下來做家庭作業。這也並不容易。1967年那時還沒有袖珍計算器，而我又恥於讓人知道我已經忘記了對數運算了。因此，整整一個學期，我都用長長的乘法和除法運算，寫得滿紙都是，就像《阿麗斯漫遊奇境記》小說中的老鼠尾巴，直到我哥哥可憐我，送了我一把計算尺。

　　無論處於何種困境，我總是能夠在A級物理和化學課中門門得A分。我想這樣的成績足夠使我順利進入醫科學校。當時對婦女是有限定名額的，接納的限額為所進班級人數的15％，而大多數成功的女孩子是從高級私立學校畢業的化學專業學生。即使如此，我相信我仍能進得去。我給所有我能想到的每一所醫學院的院長寫信，所有的回音都是一樣的：我被認為是「不合適的」；有一所學校直截了當地讓我回到廚房水池旁邊去。同時，我看到醫學院接收比我年輕、學習成績差的男同學入學，原因是橄欖球打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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