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達書庫 > 紀實文學 > 第四級病毒 | 上頁 下頁
五三


  §蘇的故事

  那是1983年夏天我到紮伊爾調查金沙薩的艾滋病情況的前幾個星期。當時我正要會見一位將以許多意想不到的方式改變我的生活的研究人員。我曾從戴維·辛普森(DavidSimpson)那裡聽說過她。戴維是「世界衛生組織」(WHO)的調研員,曾於七年前積極參與對蘇丹埃波拉疫病爆發的調查。他寫信告訴我關於一位對病毒性出血熱症的發病原理感興趣的英國婦女。她名叫蘇珊·費希爾·霍克(susan Fisher Hock)。她瘦小但精力極為充沛,善於以清晰的語言表達思想感情。她有一頭紅色卷髮和金雀斑。她在亞特蘭大受美國全國退伍軍人疾病大會(National Legionnaires' Disease Conference)邀請發表她對退伍軍人疾病(legionella pneumophila)細菌在英國的熱水系統中傳播的新數據時,給我打過電話。她在報旨中指出:一旦在英國發現退伍軍人症時,她認為這不可能來自空調系統。寒冷潮濕的島國是不常用空調的。因此她開始在別處尋找細菌來源。

  我不明白這種研究工作同病毒性出血熱症的發病原理有什麼關係。但我很快就明白了。

  我瞭解到,除關於退伍軍人疾病的研究外,她已經在英國波登·當(Porton town)的第四級病毒實驗室對埃波拉病毒做了大量研究工作,顯然她正熱衷揭示這種病毒的種種神秘。當她告訴我關於她所做的埃波拉病在猴子身上的感染試驗時.我感到震驚。她同從事研究工作的同事們的工作條件令人吃驚,基本上她們能夠依賴的唯一的保護是用來清除空氣污染的一些高效粒子,一件相當於大號睡衣的隔離服和一個面罩式呼吸器,而她能夠在這樣的環境下從事研究而不受感染,則更為驚人。

  蘇正在進行的試驗是空前的。「疾病控制中心」對此特別感興趣是因為埃波拉病毒和拉沙病毒作用於人體的方式極為相似,當她回來參加大會時,我們同意她應儘早到「疾病控制中心」來進行一系列有關拉沙熱症發病原理的試驗。我向她保證,新的工作環境將對她的生命會有所改善,我在下午的退伍軍人疾病大會上同她分別。

  奇怪的是,1976年我在蘇丹的同一項調查工作是蘇捲入病毒學研究的間接原因。她在這個領域裡的興趣是由戴維·辛普森引發的。1978年,她在倫敦衛生與熱帶醫學學院(London School of Hygiene and Tropical Medicine)攻讀碩士學位,聽了辛普森的講課。那次講課對她是一個轉折點。還是讓蘇來講她自己的故事吧。

  戴維當時正在波登·當從事出血熱病毒的研究工作,那是英國唯一的熱試驗室,可以供他繼續進行他在烏幹達荒漠中開始的病毒性疾病研究。他是對分離克裡米亞剛果出血熱病毒作出貢獻的一批科學家之一——也許是他應得的最大榮譽。我對出血熱並非一無所知。我聽說過戴維也曾研究那神秘的綠猴病(瑪爾伯格病)(Marburg);我也知道與此有關的埃波拉病毒看上去很像,長絲狀、捲曲和纏繞的瑪爾伯格病毒,是能致人死亡的疾病。這種病毒如此神秘和兇暴,使我想起科幻小說《安德羅美達菌株》(Andromeda Strain)中虛擬的來自外星球的疫病。它來自何處?何以具有如此致命的毒性?我要進一步瞭解它。這種病毒實際幹了些什麼?為什麼患者染上它便迅速死亡?

  我清楚地想起戴維·辛普森的講課。我聽過戴維講述他1976年在紮伊爾調查埃波拉病毒的經歷。

  我們的飛機經過滑行停在朱巴(Juba)機場的停機坪上,準備把東西都卸下來。麻煩的是我們的裝備大多。女工政府堅決相信防毒面具的效用,這種傳統的信念無疑是二次大戰中皇家空軍的英雄範例所造成的。然而,在戰鬥中適用于飛行員的東西,並非對解剖埃波拉病毒死者屍體時你臉部最需要的東西。你發瘋似地淌著汗水,幾乎看不清你的動作。但我們別無選擇。當我們著陸時,飛行員回過頭來對我們說:

  「要交著陸費,請替我們付吧」,說著,就將我們連同我們所有的裝備扔下飛機,立即飛走。

  戴維是1976年世界衛生組織埃波拉病毒研究小組在蘇丹的主要調查員之一,他是一個才華橫溢具有吸引力的講師,但同時又有點自行其是,靠頭腦和毅力在人生道路上一帆風順,而他確實有毅力。我懷疑他從未仔細準備講稿,可是他的講課水平總是一流的。也許因為他是愛爾蘭人,具有傳奇的愛爾蘭人天賦的口才,說起後來令人不得不信服。但是吸引我去聽課的既不是戴維的贓力,也不是他的深刻的智慧。真正引起我的好奇心的是他在世界各地探尋病毒的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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