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級病毒(48)_學達書庫

四八

　　1976年爆發過流行病後，世界衛生組織採取預防措施，貯存了一些物資，因為類似的考察隊可能需要它們。他們帶我們到了貯藏室，裡面有起保護作用的紙衣服和塑料工具，等等。還發現了幾個遮蓋整個面部的、預防有害生物物質的面罩——樣子很難看，戴起來非常不舒服，它們像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用的防毒面具。可是，我們以感激的心情拿了一些面具與保護性的工具，把它們與海倫為我們包裝的物品放在一起。沒有時間了，我們急忙趕往機場，登上了去喀土穆的航機。

　　有了1976年埃波拉病毒傳染爆發的經驗，我們知道，我們必須作好準備，以防小組成員在蘇丹邊遠地區感染了埃波拉。我們已和比利時駐喀土穆大使館以及聯合國開發計劃署作出安排，如果一旦發生了這類事件，與「疾病控制中心」聯繫。同時，我們決定，撤退最好是從歐洲派一架飛機來協助進行，飛機到達蘇丹之前，可先在開羅稍停，把存放在那裡的現場隔離箱帶來。要防止與病人接觸的任何人受到感染，隔離箱是必需的。這樣，我們就有理由相信，出發之前我們已經有了一個可靠的計劃。

　　事實很快證明我們錯了。

　　到達喀土穆時，我們為自己鼓鼓氣，以便會見保羅和法克裡所介紹的那位自命不凡的、固執的官員，但我們大大地松了一口氣，他正好外出了，而是由他那非常討人喜歡的助手前來迎接我們。他告訴我們所有到恩紮拉的航班（本來就不多）都取消了，因為政府設立了防疫線。由於有流行病，去南方的航班已受到限制，去朱巴——離恩紮拉最近的城鎮一一的最後一次航班在兩小時內就要起飛。也不知道是否很快還有另一次機會。我們必須迅速作出決定，這真是進退兩難。本來我們以為在喀土穆會有足夠的時間收集更多的有關流行病的信息，弄清當地的政治情況。最後我決定獨自前往朱巴。瞭解一下那裡的形勢。從那裡，我可以盡一切努力找到去恩紮拉的交通工具。我將羅伊留下，收集世界衛生組織為我們在喀土穆存放的防護衣，期望晚些時候我們在恩紮拉相會——假定他能夠到達那兒。

　　蘇丹航空公司不能算是世界上主要的航空公司，甚至不能與塞內加爾航空公司、布魯斯（Br0usse）航空公司（紮伊爾）和塞拉利昂航空公司（現已停業）這些無名的航空公司相比。不管有多少經驗，也經受不了這次飛行給我們這些可憐乘客帶來的神經緊張和心臟怦怦跳的感覺。飛機能起飛似乎是一個奇跡。而這次航行能夠安全著陸也是非常了不起的。只要說下面一句就夠了：飛往朱巴途中的恐懼早把我對流行病的擔憂一掃而空。

　　經過了緊張不安的兩小時後，飛機降落在一個坑坑窪窪的簡易的柏油跑道上。終點站不過是一個上面蓋著有光澤的馬口鐵屋頂的大棚子。只看見幾個人，荒蕪的氣氛籠罩著這整個地方。飛機立即開始滑行，掉頭飛回喀土穆，沒有載任何乘客，因為飛行員不願在附近停留。

　　雖然我們正好在赤道的北邊，我對這樣的酷熱仍然沒有準備。在這個可怕的地方，把一隻腳挪到另一隻腳前面也是一個重大的挑戰。

　　在我出發到恩紮拉之前，我需要從在朱巴的聯合國工作人員那裡盡可能多地瞭解一些有關流行病的情況。第二天早晨，我到了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的大院。院子裡有幾座圍著游泳池修建的拉毛粉飾的、上面有馬口鐵屋頂的房子。酷熱使游泳池吸引了不少人。顯然，聯合國大多數的工作人員是斯堪的納維亞人和法國人。他們的工作不可能是愉快的，這並不僅僅是因為天氣熱。蘇丹這部分地區經常處於騷亂之中，叛軍不斷威脅著當地的百姓。在最好的季節也總是缺少糧食，現在則更難搞到手了。情況雖然不好，但這裡的局勢（別人告訴我）比這個國家的西部要好得多。

　　我開始問他們是否知道有埃波拉那樣的病例。在大院裡與我交談的人都未聽說過朱巴發生過這類病例。我會見的德國和斯堪的納維亞的傳教士也僅模模糊糊地知道這個國家的西部可能在發生著什麼事情，但他們不能肯定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我知道我在這裡不會有什麼收穫。由於交通阻斷，受疾病侵襲的地區幾乎沒有通訊聯繫，我對這些不應該感到奇怪。我正到處尋找交通工具時，羅伊·已倫來了。他是乘一架警察飛機來到朱巴的。這架飛機是他設法從喀土穆的官員那裡徵用來的。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