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級病毒(16)_學達書庫

一六

　　卡爾許諾讓我及時瞭解揚布庫的最新情況。與此同時，假定紮伊爾政府最終同意我們前去調查，我便離開塞拉利昂前往那裡繼續我做的準備工作。現場調查是一種即時的隨機應變的事。像碰上在非洲心臟地區出現奇特疫情這樣的情況，肯定可以得到無限的基金來源。美國人民夜裡不能入睡，擔心他們是否將被拉沙熱的噩耗驚起。向「疾病控制中心」這樣的機構提供基金，往往直接與某種特殊疾病在美國人口中引起驚恐的程度成正比。疫情出現的地方愈靠近美國本土，你就越發可以相信美國國會將撥款去進行調查。當埃波拉病毒對弗吉尼亞州的費爾法克斯縣形成威脅時，國會就真的撥款了。就我們眼下要去調查的病毒來說，那還是遙遠將來的事。

　　在缺乏足夠基金的情況下，我啟程往塞拉利昂之前，卡爾和我構建了一個第四級病毒「現場隔離室」（輕便的實驗室）。我們設計的這個實驗室是一個密閉的小屋，能夠在裡面處理易傳染的物質而沒有感染的危險。它只是一個小間，四壁開了孔口，裡面放有黑色乳膠大手套，可以伸進雙手和兩臂。雖不能確切地稱這是高科技，然而跟我們一起工作的那位工程師確實做得非常精巧。實驗室就架在一張4X8的膠合板上，這塊膠合板的作用是支承每個棱角上的鋼杆。實驗室置於塑料氣囊內，一拉就折疊起來，易於搬運。

　　塑料氣囊跟外面鼓風機裝在一起，鼓風機將氣囊內空氣抽出，囊內呈負壓狀態，這樣就確保即使塑料氣囊出現漏躥，傳染性物質也不會洩漏出來。囊內抽出的空氣經過高效粒子過濾器過濾，可以濾出像病毒一樣小的粒子。麻煩在於那些手套用起來很不稱手。後來我們認識到最大的危險並非通過空氣意外地將那些病毒吸人體內，而是由於手指被污染過的針頭或其他鋒利的器械刺破所致。又過了一些時候，我們明白了真正危險所在，就改為在敞開的工作臺上處理從塞拉利昂拉沙熱患者身上取來的樣品，這樣就能比較容易地保護我們的雙手。然而，直到這時，我們還不清楚我們將要處理的是什麼類型的病毒，它是怎樣傳染的。真正的可能是空氣傳播的細菌。

　　10月19日，當我仍在做前往紮伊爾的準備工作時，「疾病控制中心」的卡爾·約翰遜（Karl Johnson）和帕特裡夏·韋布（Patricia Webb），在英國波登當（PortonDown）的厄尼·鮑恩（Erie Bowen）以及在安特衛普（Antwerp）的斯蒂芬·帕廷（stefan pattyn）和吉多·格朗（Guido Vander Grocn）都從死在揚布庫的一個病人的血液中成功地分離出了一種病毒。他們說，這種沒有命名的病毒，跟瑪爾伯格病毒外觀很相似，細絲狀的曲屈成奇怪的環圈，但是對瑪爾伯格病毒的診斷試劑卻無反應，它似乎應是瑪爾伯格的親屬，但是卻更加致命。比瑪爾伯格更加致命，幾乎比人類所知的任何其他感染都更加致命，來自紮伊爾的這種病毒在實驗室內裂破組織培養細胞，增長速度驚人。

　　儘管當時還沒人知道它，這種病毒已向南方紮伊爾的首都進軍了。比利時一位修女的血液中帶有這種病毒。曾經在揚布庫一家醫院工作的邁裡安（Myriam）修女住入金沙薩的恩加利馬醫院（Ngaliema Hospital），看護她的是一位名叫馬英嘉（Mayinga）的護士，非洲人。不久，馬英嘉也開始出現了早期症狀：發燒、頭疼、精神欠爽。她曾經看見過這種疾病，又聽說過內地有關該病的可怕故事，她驚恐萬狀，這是我們大家都能理解的。她心神錯亂，惶惶不安，在金沙薩市內到處亂走，尋找醫生，又到急診室去求醫，卻不敢面對可怕的現實，只盼望醫生告訴她沒事，不過是瘧疾，別擔心。由於她出入於候診室和門診部，她就冒著將此病毒傳染給周圍人們的危險。對此她很少懂得。身上的症候使她坐臥不安。她的情況越來越糟。

　　人們不知道她首先注意到的是什麼，頭疼？發燒？吞咽越來越困難？咽候後部劇烈疼痛？她被這一現實嚇壞了，繼續對自己否認得了這種病毒，但是又拼命地尋求得到確證，一個普通的解釋。瘧疾，一定是瘧疾。人們總是害瘧疾的。漸漸就痊癒了。

　　可是馬英嘉得的並不是瘧疾。

　　終於，她不能再走動了，住進恩加利馬醫院。她正是在這所醫院裡染上了這種病毒的。住院以後，她馬上就成了醫院工作忙亂的中心。醫生們趕忙為她注入從得過瑪爾伯格病、康復後病人身上取來的血漿，抱著一線希望，但願能有一點療效。凡在醫院或市內任何地方與她接觸過的人一律隔離起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從她血液中分離出的病毒後來竟成了她對人類的遺贈。我們後來對此前所不明的病毒及其對人體影響的一切實際知識，都來源於她的血液。10月19日那天，當科學家們在亞特蘭大和歐洲鑒定出這種病毒時，我正走出我在塞拉利昂鄉間的往處，看見一輛貨車停在附近，司機向我走來，問我知不知道約瑟夫·麥克科密克醫生。我說我就是。

　　他遞給我一封美國大使館的信，說：「這是給你的。」正是我一直盼待的信息：WHO（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世界衛生組織）已得到紮伊爾政府准許去進行調查。給我的指令是立即前往金沙薩。我請司機把我給大使館的回信帶去，要求幫助安排一張機票。驚險的經歷就要開始了。

　　卡爾，當然比我先走一步。他同「疾病控制中心」新近聘請的流行病學家喬爾·佈雷門（Joel Breman）一起已經到了紮伊爾了。他們在亞特蘭大飛往金沙薩的班機上遇到一位後來在調查中起了重要作用的人：比爾·克洛斯（Bill Close），他是紮伊爾的，也可能是全非洲的，最大一所公立醫院院長瑪瑪·那摸（Mama yemo）醫院的院長，身高大約五英尺半，腦袋又大又圓，身軀比較肥胖，精力旺盛，是個理想主義者，又富人道主義精神。我第一次遇見他時，他不停地抽煙。工作認真，從不懈怠。他講法語像巴黎人，在某些場合他的用詞帶有一種急躁而又尖酸的語氣，他是個空想家，60年代早期，紮伊爾獨立之後不久掀起的道德振興運動鼓舞他來到紮伊爾。很少有人會把自己的家庭遷人並定居於一個戰爭中的第三世界國家。比爾不像絕大多數其他人那樣。在他看來，紮伊爾正是空前的大好時機去實現他的理想，做一些令人鼓舞的事。直到今天他還是抱著這樣的信念和目標生活著工作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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