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級病毒(12)_學達書庫

一二

　　正是那場空前的腦膜炎的流行，我於1974年來到了聖·保羅。對於流行疫病我已並不陌生了，我在流行病情報所已經兩年了，不過還從沒遇到過這麼大的疫情。我接受的特定任務是同泛美衛生組織（PAHO）以及巴西政府一起工作，估定疫情在各大城市流行的範圍並協助制訂控制疫情的策略。在聖保羅，病案數字估計有兩萬。我到達那裡時，有報告說裡約熱內盧（Riode Jarieiro），貝洛奧裡藏特（Belo Horizonte），以及巴西利亞（Brasilia）都出現了疫情。巴西全國的疫情病案數字估計超過12萬。不僅大城市流行，甚至人口不太密集的社區、醫院和診所也都擠滿了患者。毫不奇怪，每一個感到輕微頭痛和發燒的人都跑到醫生那裡去，生怕自己已落進了腦膜炎的魔爪。醫生和藥劑師們在過多病人的壓力下，工作更加艱難了。

　　巴西的情況助長了疫情的傳播。病菌在人口過剩、極度貧困的環境中繁殖。這裡的貧困跟我在紮伊爾見到的完全不同。在非洲，至少還總是有點生存所必需的經濟在運行：防止長期乾旱，人們通常總能種點糧食足可溫飽。我從來沒見過任何像聖·保羅這裡的情況。這裡的貧困，超乎想像，像瘟疫一樣任意肆瘧，把整個裡約和聖·保羅地區變成了駭人的貧民窟，暴力與致命的病原體的肥沃的滋生地。人們告訴我：聖·保羅的貧民區，通稱favelas，座落在該市周圍的斜坡上，每年以五十萬人的速度增長著。貧民窟的居民大部分來自農村，那裡已無法為生，被城市裡的工作機會引誘而來。隨著已西人口的迅速爆炸，導致了尋求職業和資財的劇烈競爭。在裡約，以及較小程度上在貝洛奧裡藏特、貝倫（Belem），聖薩爾瓦多（Sam Salvador），和福特萊薩（Fortaleza），都有與此相同的景況。

　　事實上，全世界都以空前的速度在向城市化發展。在那些貧民窟裡，空間極為有限，人們到處打樁圈地，為自己找一片存身之處。典型的貧民窟裡，其住處是白鐵皮，粗麻布和紙板用鐵絲綁在一塊搭起來的棚舍組成的大雜院。到處見到的是衣衫破爛、混身泥垢、長滿了疥瘡和其他寄生菌的兒童在污泥裡玩耍。人們家與家的界限無法分清，根本就沒有個人空間這回事。對於這些城市貧民，個人隱私是超乎想像的。室內地是泥土的，全部家具只是三兩張床墊、幾張垮壞了的椅子，可能有一塊破爛了的地毯或一張破舊的木床。大家擠在一起睡覺。自然，衛生設施實際上不存在，一旦下雨，那些貧民窟便都成了污泥的海洋，臭水和汙物散發著難聞的氣味。

　　那可怕的流行病跟泛美衛生組織官員們的低效率也有關係。他們對於怎樣處理緊急情況很少注意，更缺乏動力。在那些日子裡，泛美衛生組織的官員們來自其他拉丁美洲國家，他們只講西班牙語，從未學過巴西人的母語葡萄牙語。這樣一來他們同巴西人的關係便不那麼融洽，從而嚴重地影響了泛美衛生組織處理疫情的能力，他們常常發現自己被切斷在決策過程之外。（我們只能希望這現象現在已經消除。）由於我不想自己也靠邊站，所以我盡可能快地學習葡萄牙語。假如我想要做成任何一件事，我必須想到怎樣同泛美衛生組織維持良好關係，同時跟巴西人結成真正的聯盟。

　　在這樣的形勢下，還有一線光明的希望。腦膜炎雙球菌是對青黴素高度敏感的少數幾種細菌之一。青黴素是價廉而又有效的抗菌素。問題在於，感染初期，很難肯定誰感染了腦膜炎雙球菌，誰沒有感染。如果誰得了，發作得快，就得趕緊治療。那些日子裡，巴西舉國驚慌，無論害了什麼病，都懷疑可能是腦膜炎。

　　在貝洛奧裡藏特，米納斯吉拉斯（Minas Gernis）州的首府，我同該州衛生實驗室合作，協助培養診治流行腦膜炎的技能。做這工作，志氣、耐性和良好意圖是重要的，但是隨機應變的能力更為重要。當我們把一些不同類型的實驗室合併在一起之後，卻還缺少一個細菌培養器，那是培養細菌的一件關鍵性設備。一位名叫喬治·戈爾曼（George Gorman）的「疫病控制中心」的技術員在一個舊木櫃裡裝上一個燈泡和一支溫度汁，就成了可代用的細菌培養器。假定這個細菌培養器是我們的暖房的活，我們還需要「花盆」來培養從可疑病人那裡采來的細菌。我們就用插蠟燭的瓶子來代用。蠟燭燃盡了氧氣，瓶子裡滿是二氧化碳。腦膜炎雙球菌就渴求這樣的環境。它們一得到這樣的環境就很快繁殖。把這些繁殖出來的群體，用格拉姆氏染色法加以處理，放在顯微鏡下，如果確是腦膜炎雙球菌，就會現出典型的紅色雙球菌來。

　　我們很幸運，因為有一種流行腦膜炎的疫苗問世了。那是六十年代未洛克菲勒大學（Rockeffeller Universitv）的埃米爾·戈茨利克（Emil Gotschlich）發現的，是一種醋類疫苗，對預防A型和C型腦膜炎雙球菌很有效。這種多酪疫苗是腦膜炎雙球菌多糖外衣的分子做成。人類免疫系統對這種糖外衣的反應，就像對腦膜炎雙球菌一樣。這樣產生的反應，對日後有人如真的碰上腦膜炎雙球菌時，就能保證免疫。碰巧，巴西這次流行的腦膜炎正好主要是A型的雙球菌，其餘一部分是C型的，這種疫苗對它們很可能是有效的。

　　巴西政府大力推行了一次注射疫苗運動，取得完全的勝利。在那疫病流行的兩年裡，衛生局為六七千萬巴西人民（相當於1974年總人口的百分之七十）成功地注射了疫苗。那麼多的生命得到挽救，那麼多的兒童免于破相或殘廢，舉國為之歡騰。只遺憾注射疫苗運動開始得還不夠早。當運動開始時，已經有五千到一萬人死於流行性腦膜炎了。

　　1976年正當我將結束在巴西的工作之前，忽然接到「疾病控制中心」的顧問比爾·費奧基（Bill Feoge）打來的長途電話。比爾後來成了本機構的主管。他身材細瘦高大，對自己的工作抱著一種救世的熱情。他的奉獻精神和誠實直率的品質，對於從事公共衛生工作的人（包括我在內）來說，他是個好導師，而對某些官僚政客來說，則對他深懷戒備。他在電話中告訴我說「疾病控制中心」有興趣在塞拉利昂（Sierra 1eone）建立一個野外工作站來研究二種新的疫病。我特別注意聽他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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