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級病毒(5)_學達書庫

五

　　§紮伊爾1983/1965

　　憤怒與挫折的淚水在我眼裡不斷湧出。我站在紮伊爾首都金沙薩瑪瑪·那模（Mama Yemo）醫院一張肮髒病床的床頭看著一位婦女死去，她大概不過25歲，直挺挺地躺在破舊的床墊上，身體裸露著，連一條覆蓋的被單都沒有。我猛力拍打著在我耳邊嗡嗡地飛來飛去的蒼蠅，病房內大約有30到40位女病人，其中有幾位跟我面前這位婦女的情況完全一樣。她的頭髮全禿了，面色臘黃，眼眶深陷，嘴唇全都潰爛。我進一步仔細檢查，發現她口內舌上全是酵菌泡泡，這一定曾給她造成過極大痛苦。現在我們知道那是艾滋病晚期患者常見的症狀。她們皮膚緊繃在骨頭上，像尚未著墨的油畫框架上的帆布，上面分佈著許多鉛灰色腫脹的卡普西氏肉瘤（Kaposi's sarcoma）疙瘩，是一種皮膚血管癌，艾滋病患者中最是常見。她身上其他部分長著褥瘡，變成了許許多多流膿的小洞。她身材中等，體重卻不過五十或六十磅。

　　她沒有家屬，沒有朋友，沒有人照料她。就我所知，這在紮伊爾文化中是反常的。按照非洲人的文化傳統，一家人都圍在臨終病人身邊，好讓死者安詳地壽終正寢。條件許可時，非常重要的一點是必須讓垂危病人在舒適、而且具有文化並對個人有深遠涵義的環境中離開人世，以便確保死者的靈魂受到祖先的款待，我曾在非洲見過因患糖尿病、結核病、麻風病、甚至拉沙熱病而死亡的人。他們的家人總是圍在他們身邊，這樣就給予了他們很大的慰安。凡是患了絕症的病人一般都是被家人接回家中而不肯死在醫院裡，這是極其常見的。

　　現在我面前見到的是新的、我在現代非洲的經歷中從所未見的人類悲劇：一個被遺棄的年輕婦女正在孤獨地死去。

　　怎麼會這樣呢？

　　是何等大災難和文化扭曲的巨變導致了這一悲劇？我在紮伊爾的學校裡教書時也曾見過苦難、窮困和疾病。我見過人們死於狂犬病和天花。我見過兒童死于瘧疾，而他們的媽媽只是一旁看著，毫無辦法，一味地悲傷。可是從未見過像眼前這個女人這樣。在非洲，人們決不一個人孤獨地死去。或者這只是我的認識。

　　雖然我見慣了那些絕症，但這位婦女的悲慘景況仍使我感慨不已。她集中體現了互相傾軋的、混亂的現代世界已在非洲脫穎而出，一切常規習俗全都摒棄不顧。我極力試圖理解出現這一切的理由。是什麼樣的疾病能夠如此戲劇性地、殘酷地轉變了傳統文化？我在非洲見到過的所有致命疾病中唯有艾滋病已經造成了一座分水嶺。我在世界偏遠地區跟疾病鬥爭取得的一切經驗現在都得重新評價了。我沒有什麼防止辦法可以提供，沒有慰藉可給，沒有什麼小小珍貴的希望可供吸取。

　　突然，她呻吟了一聲，睜開眼睛望著我。不顧自身的疼痛，她禮貌地招呼我：「Moyo Wanji」——您好，先生。

　　她向我投出一絲微笑，表明她也許有力氣回答我幾個提問。

　　我問她是哪裡來的。

　　「文博一尼亞瑪（Wembo Nyama）」她答道。我知道這個市鎮。1965年學年開始時，我到過那裡。那是我讀了四年大學又在布魯塞爾學了一年法文之後來到那裡的，對一切都很新鮮，又很熱情，當時我剛21歲，差不多就要在我教授科學和數學的一所中學裡擔任該校校長助理。

　　轉瞬已近20年了。

　　我是在印第安納州農村長大的。如果那時有人告訴我說我將來要在紮伊爾農村給窮困的學生教授科學課程並壽終於此。……只是，那時印第安納農村裡沒有人對我說過這類的活。至於我自己，我懷疑我甚至都不會在地圖上查找紮伊爾——那時候叫做比屬剛果——這塊地方。我生長在遠離大城市的農家，過著隱逸的簡樸生活。我媽媽想要我受到良好教育，可是我們家從來沒有人上過大學。我高中同班的全體同學中只有五個人不怕麻煩花費時間向大學提出過入學申請。我幸運地結識了一對夫婦，一個名叫吉姆·科弗爾特（Jim Colverts）的牧師同他的妻子蘇（Sue），他倆對我很友好，而且多多少少地庇護著我。蘇在甫佛羅裡達州立學院———所不大的文科學院上過學。她鼓勵我向該校申請。即使那樣，我仍懷疑能否前去。我們家沒有錢。後來當地衛裡公會資助了我一部分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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