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級病毒(4)_學達書庫

四

　　實際上，我應該說，其死亡率大概是百分之百。

　　當然，我現在是在蘇丹，有可能這裡這種病毒的菌株並不那麼厲害，——儘管這方面資料還不大清楚。我也知道，一位名叫傑夫·普拉特（Geoff platt）的英國研究人員，在1976年紮伊爾的疫病流行之後，在波登·當（Porton Dewn）的「熱實驗室裡給老鼠注射時，也曾被沾滿英國索爾茲伯裡（Salisbury）附近流行的埃波拉病毒的針頭刺著過。他大病了好些日子。他像我一樣，針頭刺著了姆指，但並未流血。跟我一樣，他也是馬上用消毒劑洗了傷口。後來，一位同事問他為什麼不乾脆把姆指截斷。因此，我不能從他那個先例增加多少信心。我也不能對醫療寄託任何希望。沒有特效藥，沒有埃波拉病毒的疫苗，沒有什麼可治療的方法。

　　幾乎無可救藥。有一種可能，也許沒多大價值，但我別無他法了。1979年那時人們認為康復血漿，即從患過埃波拉熱病痊癒的患者身上抽取的血漿，對埃波拉病毒可能有一定療效。但是英國迄今做過的幾次試驗的資料——那些試驗的設計大都欠佳——令人信服的根據不足。1976年間我們為防萬一需用也曾採集過一些這樣的血漿，這次到蘇丹來，我也隨身帶了一些。這些血漿狀態並非最佳，不過至少經過仔細過濾，除淨了其中的綠色雜質。我想就請羅伊替我輸進這些血漿，希望能起作用。除此之外，我還能做些什麼呢？

　　按照這類緊急意外事件的處理辦法規定，我必須由專門配有現場隔離室的飛機送我離開此地。可是，這架飛機此刻正停在歐洲的某機場的跑道上，機上的隔離室又存放在開羅美國海軍醫學研究所（U.SNaval Medical Research Unit）裡。而且，即使我馬上可以撤離，那實際上就等於由我中止了這次調查。小組裡其他同事都沒有我的經驗，我離開後他們就不能繼續工作，那就意味著我們一向的努力都將成為泡影。如果我留下不走，將會出現什麼情況？如果我撤離了，又將出現什麼情況？我開始權衡著這兩種不同的後果。

　　一、這位老婦人死了。如果那樣，我身上就很可能潛伏有埃波拉病毒。不過我估計等她死後我至少還有足夠的時間可以離去。

　　二、她可能患埃波拉熱病，但是活過來了。假如那時我們檢驗她的血液並且找到了抗體，我們就有了無可辯駁的證據表明我已經感染了埃波拉病毒，在那情況下，我就得立即採取行動——無論可能是什麼樣的行動。

　　三、有可能她根本就不是埃波拉熱病。如果那樣，我若是提前走了，而且安排從開羅運來隔離室，我將會感到荒謬可笑。總之，我這樣推理：既然血漿是目前唯一可用的醫療藥物（儘管對它的療效還有疑問），回美國去使用它，同留在蘇丹使用它，對我並沒有多大差別。無論怎樣，在我病倒以前，已來不及返回美國了；像我這樣感染的埃波拉病毒，潛伏期至多也只幾天。

　　其次，我還得考慮另一問題。如果我留下不走，而我又的確感染了埃波拉病毒，我會不會連累別人的生命也遭受危險？這種疾病在早期階段不易傳染，除非有人沾上污染了的血液。於是就這樣決定了：我留下不走，爭取平安度過危險。

　　那天晚上，羅伊替我輸了血漿，我們喝了大半瓶威士忌酒。我很願該酒能有一點治療作用。如果這是想入非非，至少我也得到了一點安慰。酒瓶已經空了，我無事可做，只有回招待所躺到那棉墊和薄布被單上去。

　　從那以後，我繼續仔細觀察著那位可憐的老婦人，每天至少到病房看她兩次，檢查她的脈搏、呼吸和體溫等等，抽她的血，看看她身上有沒有長出抗體。假如我睡過覺的話，也只是斷斷續續地時睡時醒。雖然我按常規到處走來走去，但是腦子裡總是記掛著她。無論她身上發生什麼事，都好像發生在我身上一樣。她的命運已經成了我的命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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