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級病毒(6)_學達書庫

六

　　我懷著恐懼、疑慮和激動的心情於1960年秋天，帶著一隻士兵用的用品箱、一隻手提箱和大約五十美元現鈔，搭上一輛灰狗長途公共汽車奔向佛羅里達。

　　大學不能全部回答我的問題。它使我更加渴望拓寬我的眼界。我知道我喜愛科學，我盡可能地修讀物理學、化學、生物學的每一課程。對於任何一個對科學有興趣的美國青年，這時期真是再好不過的機會了。蘇聯已經發射了人造地球衛星並且威脅要在太空中控制美國。美國同蘇聯展開了競賽，要趕過蘇聯。突然大量經費撥出來用於科學教育。我向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申請到了一筆補助金，於是我就能夠繼續深造，研究物理學。當我拿到補助金時，我馬上想到：這就是我真正需要的嗎？

　　對於外面世界我一無所知。跟我的許多同齡人一樣，我是個理想主義者。我覺得如果有機會，我能夠做得不同凡響。當時，美國和平隊成立才只幾年，對於那些好奇，尋求冒險的人似乎是合理的選擇。他們準備把我送到地球上遙遠的角落裡去，這正合我的心意，不過我要教科學，用我的學生的語言講課。和平隊所能提供我的機會只是去教英文。

　　正當此刻，衛理公會又來幫忙了。他們正征尋新近畢業、尚未結婚、願意去紮伊爾教書的年輕大學畢業生。他們將替補那些死亡了的、或在60年代早期紮伊爾獨立後動亂期間被迫離去的教師。當我獲悉衛理公會願意讓我去教科學，另外還資助我先在布魯塞爾學習一年法文再去，我就決意這麼做了。

　　畢業後兩個月，我便登上了開赴比利時的輪船，還是帶著我上大學時用的那只軍用日用品箱和手提箱。比利時向我展現了我前所不知的文化與生活方式，而歐洲卻未能讓我作好在非洲農村生活的準備。

　　60年代紮伊爾首都金沙薩是一座管理運作得很好的城市，跟今天該市的情況形成了明顯對比。車輛在保養良好的大馬路上往來飛駛，兩邊行人道上整齊地種植著棕櫚樹，蔭涼喜人。夜間燈火燦然。一打開水龍頭，自來水就嘩嘩流出。對我這個來自遙遠的印第安納的人來說，這一切都很新鮮，很了不起。也正是我在金沙薩那段期間，我第一次聽說到文博尼亞瑪這個地方，那是位於紮伊爾東部開賽省（Kasai province）的一個小市鎮，就是我即將去執教的地方。從自稱是馬克思主義者的帕特裡斯·盧蒙巴（Patrice Lumumba）領導該國取得獨立以來，到這時已有五年了。事實上，盧蒙巴曾經在我即將被派去的那所寄宿學校讀過書，後來因「行為不軌」被學校開除了。1965年盧蒙巴被殺害，一位名叫約瑟夫·蒙博托（Joseph Mobotu）的陸軍上校掌了權。直至現在，他仍然身為總統，孤立地統轄著這個分裂的、陷於混亂的、貧困的國家。紮伊爾艱難地誕生以後，矛盾衝突蔓及全國，在這種情況下，那所學校關閉了三年。在我去到那裡之前的一年，有兩位傳教士在那裡被殺了。該校重新開辦，意味著文博·尼亞瑪的年輕人又有了受教育的機會。這是一次復興，我很高興能夠參與。

　　我到達文博尼亞瑪後便發現我的職責不限於只是教書。我還受命負責安排學生的生活。每一間學生寢室面積只有20平方英尺，要住12到15個學生。我感到學生們需要更多一些空間。在沒有磚瓦泥灰的情況下，我抓到什麼材料就用什麼材料，主要是焙乾的泥土，用來擴建學校的設備。我還得搜集糧食供我手下的這些人食用。這對我自力更生上了一大課。學校沒有糧食，當地市場也不能充分供應200多個學生的口糧。我變成善於組織人員到鄉間去搜購任何可以買到的食物。那時正是紮伊爾的困難時期（越來越艱難），人們自己都難找到供自己食用的糧食，當然更無法供應我們的學生。搜購食品的任務需要藝術，善於外交手段和很大的決心。戰爭留下的影響使情況更加複雜了。當地很多人過去幾年中一直藏在森林裡，他們的田地拋荒了。搜購食品的做法未能成功。我只好雇傭當地人替我們捕獵野味。我得讓孩子們有吃的。

　　上課、建宿舍、搜購食物之外，我還在當地醫院裡兼任工作。內戰中這座醫院遭到嚴重損壞，亟需修復。從小在農莊長大的我，學會了許多有用的技巧，現在都用上了。例如，我能安裝發電機，甚至能修好手提式調光機。沒有高質量的膠片，但是它還能湊乎著用，至少能辨別股骨是否折了。

　　當了醫院幹雜活的電工，使我得到了幾個新同事。一天深夜，我被從床上叫起，來到手術室。黑暗中我瞥見好幾個外科醫生擠在一張帶輪子的床前，手裡拿著手電筒，要做完一個危急的剖腹手術。可是發電機壞了。我被眼前的景象（一輩子都難忘）驚呆了：手電筒光下一名婦女躺在那裡，大部分腸子都攤在剖開的肚腹外面。

　　「快來」，有人喊道。

　　我用手摸了摸我的臉，吸了一口氣，走到發電機前。我發現一條線路短路了，就把它修好了。

　　自那以後不久，我就開始同醫生們一起巡視。我可以直接看到那些折磨文博·尼亞瑪人民的可驚的疾病，僅舉幾例，如：狂犬病、天花、肺結核、霍亂、瘧疾等。瘧疾對小孩特別嚴酷。有一次，一個不過八九個月的嬰兒患了瘧疾和嚴重的貧血病。兒科醫生雷·伊思利（Ray lslev）說這嬰兒是心力衰竭。嬰兒的血液非常稀薄，血色淡紅。雷就給孩子輸進新鮮血液。

　　「這將會使孩子好一些，」我對我自己說。

　　我站在孩子的床邊，靜靜地觀察著他，起初假定，接著又希望，這嬰兒可以康復。

　　可是由瘧疾引起的貧血症發展太快，於是這孩子成了我生平第一個見到的嬰兒死亡。

　　這是個可怕的經驗：那稀薄淡紅的血液；那僵直的微小身軀。可是這的確是一次經驗。它促使我深思：一個雷·伊思利在像紮伊爾這樣的國家能做出些什麼來？他救活了一個病人，又有多少病人、像眼下這個嬰兒，他卻來不及或沒能救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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