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達書庫 > 名人傳記 > 鄧肯 | 上頁 下頁
四三


  「展示人的身體是藝術,隱蔽它才是低級庸俗。我跳舞是為了喚起人們的尊重,而不是使他們想起任何卑下的東西。我不會像美國街頭上半裸的歌舞女郎一樣,招搖過市地挑動色情。這就是波士頓清教徒們傳染上的不治之症,他們害怕真實,裸體使他們反感,而含義猥褻的半裸體卻令其高興。他們懼怕用正確的名稱說出他們道德上的缺陷。」

  「我為什麼要關心我露出了身體的哪個部位?為什麼人體的一個部位比另一個部位更邪惡呢?難道說整個肉體與靈魂不是藝術家表達美的內在信息的工具嗎?難道我不是在努力把靈魂和肉體融於一個美的統一體之中嗎?」

  下一站是芝加哥。事態繼續惡化。幾乎所有上層人士都要求立即驅逐「紅色舞蹈家」,福音傳教士比利·森迪的口氣完全不像一位虔誠的基督徒,而像一個街頭撒野的無賴:

  「那個輕佻的布爾什維克女人,她的衣服短得不足以蓋住胯部。我願意擔任15分鐘勞工部長,我將把她遣送回俄國,遣回到高爾基那裡。」

  鄧肯不信邪,她又昂首挺胸地站到了舞臺上,觀眾依然是人山人海。而且,在演出之後,他們請求鄧肯發言。鄧肯被感染了,她微笑著的臉龐宛如一朵淩霜傲雪的秋菊,散發出成熟的芬芳:

  「我的經紀人告訴我,假如我再發表講話,我的巡迴演出就要告終了。但是,我相信人民,相信藝術。演出結束並不可怕,音樂、詩歌、舞蹈,是無法消滅的。」

  「我的舞蹈在全美國的女子學校模仿,而當我親自登臺時卻遭到四面八方的誹謗,這是為什麼?其實,怕的是他們,不是我!」

  6

  葉賽寧本來是懷著一種難得的美好心情來到美國的。他當初看到自由女神像和紐約摩天大樓後,詩興勃發,準備大幹一場。要是這樣,我們今天就能看到這位天才的俄羅斯鄉村詩人所寫的「城市詩」了。美國報界的狂轟濫炸,見轟不倒鄧肯,就把目標轉向葉賽寧,說他信口雌黃,發洩對美國習俗的不滿,抨擊美國政府等等。

  葉賽寧脆弱而敏感的神經受不住了。

  他破壞性的心性又暴漲起來。其時,美國正在全面禁酒,大量的劣質酒偷偷在地下運行,其中有一條洶湧的「支流」開進了俄羅斯詩人葉賽甯的胃口。葉賽寧借著酒力,在餐廳,把桌上擺著的杯盤連同臺布一起掀翻在地;鄧肯演出的時候,他就打開劇院的窗戶,招集一些觀眾,大講俄羅斯人民的生活;在馬路上,他故意違反交通規則……

  有一次,他從波士頓交響樂大廳的窗戶裡打出一面紅旗,用俄語高喊:「布爾什維克萬歲!」他經常全副武裝地坐在包廂裡,皮鞋,皮帽,腰帶緊束,黑色皮外套上面還配有子彈夾子。

  葉賽寧想用詩歌征服歐美的計劃徹底破產。他感到自己離詩歌越來越遠,他只有在自己的故土上才能酣暢淋漓地寫作,他覺得這是一次充滿了災難和失敗的窮途飄泊。所有的自卑、後悔與思鄉之情,都轉化成對鄧肯的怨恨。

  他不懂英語,更不像美國報紙上說的「講法語」,他在美國又找不到可以聽俄語的朋友;他生性多疑,他總是認為全美國的人們都在嘲諷他,取笑他。他焦躁的性格像一個惡魔,折磨他自己,更折磨別人。他往往突如其來地一把抓住鄧肯的衣領,兇相畢露地問道:

  「你給我說實話,你的美國地痞流氓們說我什麼?告訴我!」

  最不能讓他容忍的是,這位自稱俄羅斯第一詩人的小青年,一時無法獲得世界性的聲望,他只是依莎多拉·鄧肯的「一條尾巴」,每次介紹,人們都說「著名的鄧肯的年輕的丈夫」,而不是說「聞名天下的詩人葉賽甯」。葉賽甯每當聽到諸如「年輕丈夫」這樣的詞句,他在宴會或其他公共場合拔腿就走,以示抗議。

  有人問他為什麼不學習英語。他傲慢地回答:

  「那樣會糟蹋俄語。」

  當大家對葉賽寧所表現出的瘋病症目瞪口呆時,鄧肯只得不好意思地作出解釋,也許這是她平生唯一的一次撒謊吧:

  「葉賽寧患的這種病症並非完全由於飲酒過度,其部分原因是戰爭期間曾受炮彈震盪的後果;革命時期那可怕的貧困與疾苦,加上飲用了美國的禁酒威士忌所引起的血中毒都導致目前的發作。」

  鄧肯有了儘快離開美國的打算,她折回紐約,在卡內基音樂廳舉行了一場告別演出。她對觀眾說:

  「我和我的丈夫很快將返回莫斯科,我們將永遠不再來美國。」

  隨後,她靠在寓所裡掛著中國刺繡的床上,略顯疲憊地接受了專欄作家楊·波斯威爾的採訪:

  「你們美國人不需要藝術。當我把真正的藝術帶來的時候,他們卻把我押送到艾利斯島。是的,我和我的丈夫是革命者,每個藝術家都應該是革命者。不,我們不是布爾什維克或虛無主義者,我們僅僅是革命者。」

  旁邊的葉賽寧猛然靈感來了,說了一句詩:

  「美國就像在歐洲燃燒過的雪茄煙的煙灰。」

  幾乎在鄧肯和葉賽寧離開美國的同時,《托萊多之劍》報上刊登了一則報道:

  華盛頓3月9日訊……勞工部已經決定,依莎多拉·鄧肯不是美國公民。勞工部在星期五宣佈的決定中認為,由於她和俄國人謝爾蓋·葉賽尼(原文如此)結婚,她已失去美國公民身份……

  美國當然不乏明智之士,他們對鄧肯的這次美國之行抱著清醒而獨到的看法,這種看法雖然在當時的輿論中不是主流,但對美國卻具有極其深遠的意義。馬克斯·伊·斯持曼就是這樣一位賢達,他談了自己的三個觀點:

  第一,許多愚蠢的美國人料想著他們嘲笑了鄧肯,他們大錯特錯,是鄧肯嘲笑了他們。

  第二,鄧肯不僅僅是第一流的藝術家,而且是一種精神,是一種道德力量。

  第三,鄧肯仍然是一個十足的美國人。她被美國放逐,是不可避免的,因為美國歷史上還從來沒有出現過天才婦女。

  最後,他說:

  美國起來戰鬥反對美國習慣——這就是依莎多拉……如果美國戰勝它自己——戰勝它可鄙的貪婪和假裝正經,戰勝它的智能的和道德的怯懦,克服它的精打細算和如饑似渴的偽善——如果美國戰勝了這一切,那麼,依莎多拉·鄧肯將被雕塑成一座青銅像,在將要破曉的新的一天矗立在人類聖殿的大門口。她將挺立在那裡,顯示出焦急渴盼的姿態,一腿膝部抬起,兩臂緊張伸展,就像在表演《軍隊進行曲》或塞西亞勇士之舞時那樣美——一個富有戰鬥精神而強有力的女人,是那些把勇敢像盔甲一樣披在身上並為肯定美國生活而鬥爭的人們的象徵,是他們真正的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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