諜海憶舊(64)_魯特·維爾納

六四

　　在目前的情況下，倫尚無法決定自己未來的出路。一旦能工作，他想遷到一個工業城市去，在那裡他能對黨有用處，並且等待著我和中央有什麼說法。這是一次前程未蔔的離別，也許是一次永遠的離別。最初米沙也必須留在英國，他當時已經18歲了。尼娜和彼得作為未成年人登錄在我的護照上，他們可以跟著一同走。

　　按照公開的說法，我是去德國探親。我們從倫敦起飛，經漢堡到達西柏林，再從那裡乘車到達弗裡德裡希大街火車站。我給住在施拉赫滕湖的於爾根打電話，當時是夜裡10點鐘，孩子們在四面通風的火車站裡忍受著寒冷坐在我們的口袋上。瑪格麗特來到高速鐵路弗裡德裡希大街車站，她告訴我們說，她們剛剛搬家，於爾根住在朋友家裡。我們來的機會不對。我們到哪裡至少住這一夜呢？我們跟著瑪格麗特徒然地從一家飯店走到另一家飯店。大約午夜時分，今日「索菲娜」飯店的看門人告訴我們，在現在的威廉·皮克大街上，羅森塔爾廣場附近，有一對老年夫婦向旅行者出租房間。

　　我們撳了好長時間門鈴，才喚醒女房東，她收留了我們。

　　兩個孩子合夥睡在一張又潮又涼的床上，我睡第二張床。

　　時值3月初，房間每三天用三四塊煤烘暖一次。周圍環境當時還相當荒涼，許多小酒館，許多醉漢，許多房屋都被炸毀了。彼得是惟一一個覺得這臥室非常好的人，因為他可以從第四層樓上往大街上吐唾沫。

　　於爾根通知了大使館或者蘇聯的什麼人，說我來到柏林。沒有中央的允許，我無法如我自己希望的那樣，再一次成為黨員。最初只得孤零零地生活著。于爾根組織我們在文化聯盟用午餐，還給我們弄了夠幾周用的錢。我們沒有食品票，我們早餐吃得很節儉，並盡可能推遲到羅森塔爾廣場附近一家飯館裡去用餐。我們無法長時間地呆在我們那冰涼的房間裡，午間我們早早地離開家，站在弗裡德裡希大街火車站前的橋上看海鷗，然後我們再徒步去今日奧托·努什克大街的文化聯盟。那裡所有的客人我們都不認識。惟一一個人，當他聽見孩子們只講英語時，與我們友好地打招呼的，是波多·烏塞①。飯後我們大多是去德蘇友協取暖，並在那裡看一次電影。

　　①德國小說家，曾在西班牙任國際縱隊政治委員。1954年訪問過中國。——譯注

　　孩子們應該趕快學習德語，我得把他們送進學校裡去，但我還根本不知道我自己下一步應該怎麼辦。我沒有德國護照。於是我再一次決定把孩子們托出去，直至把一切辦理妥當為止。

　　在芬肯克魯格還有一家半私營的幼兒園，就是奧羅要向納粹告密幼兒園園長的那一家。女園長張開雙臂歡迎我的兩個孩子。就是從她那裡我聽見了奧羅的那些危險舉動。厄娜參加聽學校的課程，比起迷迷糊糊而又膽怯的彼得來，她的德語學得快多了。我仍然住在我們那個房間裡。

　　直到4月底我才聽到中央的消息。一位負責的同志專門為了這次會面從莫斯科趕來，他請我到一家住宅裡去赴宴。

　　我向他詳細彙報了最後幾年在英國的情況。他對一切都表示理解。他向我解釋說，中央必須在長時間裡中斷聯繫，但是錢和給我的一則消息還是放在樹底下了：在旱橋鐵路後面第四棵樹下，但未考慮到十字路口。收到我從捷克斯洛伐克寄出的消息後，才弄清楚隱藏情報的地點。不是中央，就是我弄錯了。

　　他問我是怎樣設想自己的未來的，他們為我準備了各種不同的工作可能性。我感到驚訝。在福特事件和長時間的休息之後，我根本不再考慮為中央做工作。我希望自己過我國的公民和黨員的生活。這位同志同樣感到驚訝，他堅信我會繼續為中央工作的，他想方設法以同志的方式爭取我的同意。我告訴他，我與蘇聯以及與我迄今為止的工作的聯繫，像從前一樣，是堅貞不渝的，但是我的神經和集中精力的能力已經不如從前了，我幹了20年已經足夠了，現在是我定居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時候了。他應該理解我的心情，在離開這樣長時間以後，我想留在自己的故鄉，回到黨裡來。黨會給我找到一份工作的。

　　我們討論了很長時間。這位同志請求我再想一想這一切。我堅持自己的意見。

　　的確，儘管我還尚未弄清楚自己的處境，從第一天起我便感到自己很幸福。有人稱我為「同志」，我吃了一驚；有人在大街上講柏林方言，令我容光煥發。

　　＊＊＊

　　摘自一封致妹妹們的信：

　　1950年年初

　　我在這裡的生活自然完全不同于在美麗的與世隔絕的大拐彎的生活。我在吸收一切。劇院，電影院，各種各樣的困難，進步、消極的和積極的人們；我每天讀三份報紙，從第一頁讀到最後一頁。我傾聽我遇到的每個人說話，像擠檸檬汁一樣，把他的話擠得乾乾淨淨。我參加各種各樣的集會，逐漸對各種事物得到一種感覺，我準備開始做工作。究竟做什麼工作，尚未確定。我希望幹一件重要職業性工作，晚上還參加社會活動。但是，家庭問題又來了：孩子！於爾根這個殘忍的傢伙，建議我永遠把他們放在幼兒園裡，即他們現在住的那個地方。我堅決不同意。一個家庭也許會分開幾年，這已經夠可怕了，兩個年幼的孩子，我無論如何也要留在身邊……

　　＊＊＊

　　蘇聯同志在他們居住的卡爾霍斯特區給我弄到一處住宅，三周以後，即5月下旬，又在他們的居住區之外，給我找了另外一處住宅。我不喜歡這套住宅，它的光線黑暗，門前有一個大垃圾堆，隔壁是一家酒館。我幾乎整天坐在公園裡讀書，這就是現在的動物園。

　　大約在5月中旬，我的願望實現了：中央把我與德國党的聯繫建立起來。黨中央幹部局長維利·克靈同志接見了我。從第一天起直到他1973年去世，我與他保持了一種具有完全特殊意義的友誼。我希望許多與他長時間相識的朋友當中能有人把這位無畏的、堅定的，從不動搖的德國布爾什維克的歷史寫下來。

　　1950年夏天，在與維利·克靈商談之後，我開始在當時的「情報部」工作，任新聞處處長。這個工作對於我來說是陌生的，但是我又感到幸運。格哈特·埃斯勒領導這個部，我這個局的局長是阿爾伯特·諾爾登同志。德芭·維蘭德是蘇聯處處長，後來進了部領導。大約工作開始後半個小時，處長們在格哈特辦公室裡開會。他和諾爾登同志已經看過了英國、法國和美國的新聞，我們當時稱諾爾登為「孔尼」，這個名字是他從事地下鬥爭時留下來的。他們對形勢做出評估，他們表達自己思想時，常常快得令人驚訝，直至他們把世界上階級鬥爭的畫面形象地擺在我們面前。德芭·維蘭德在這段時間裡讀完了蘇聯新聞，平心靜氣地講出她經過慎重思考的意見。

　　格哈特·埃斯勒是個非常遵守紀律的工作人員。從不遲到。如果他到外地出差，清晨5時回來，他總是按照慣例，8時出現在自己的辦公室裡。在談話過程中，他會忽然從提包裡拿出一個凸凹不平的鋁飯盒，從中拿出兩片麵包，有時還拿出一個蘋果，在不打斷工作的情況下，開始他的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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