諜海憶舊(63)_魯特·維爾納

六三

　　女秘書是個小小的順民，令我根本看不到希望。她把我的申請書放在卷宗裡說，我可以在夏天的時候來問問。儘管我本來對此並未抱多大希望，現在我仍然感到非常失望。在這裡我像旱地上的魚一樣。在德國我會工作得很好。我想親自去德國看看，去感受一番……

　　從政治上來看，這世界還是頗為令人振奮的。我完全相信未來，我也常為它而歡欣鼓舞。目前許多人犯的錯誤是，混淆了反動派的瘋狂（還會更厲害）與反動派的力量。當然，我常常在思想上也擔心他們在滅亡之前，還會為世界帶來什麼樣的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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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建設的第一天起，我就對新德國的許多問題感興趣。於爾根不斷地給我寄資料。

　　致於爾根（無日期）：

　　你們寄來的那些詩歌，大部分我都不懂。是我的過錯還是詩人的過錯？昨天我收到了《快活信念的國家》①。就在同一天，說得準確些，是在夜裡我便讀了它，我覺得很好，我甚至想建議你集中精力創作兒童文學。這本書充填了一個我歷來想自己去充填的空白，但是你的書比我想像中自己的書好得多，你寫了這本書，我便沒有後顧之憂了……

　　①作者為于爾根·庫欽斯基，文化與進步出版社，1949年，柏林。

　　非常感謝，特別是那一期《經濟》。工人教育協會請我去談談德國戰後經濟與歐洲的關係，這些新的生產數字來得非常及時……

　　你發表在《勞動》上的那篇文章《德國對外經濟與投資》，我覺得特別有趣。這篇文章至少為我說清楚了許多問題，它的風格是清新的，不同於各國新聞界那些單調而空洞的文章。

　　你想寫一部家庭歷史，我認為這完全是發瘋。假如你能給我說的再詳細一些，我的看法也許會緩和一些。除了爸爸和你之外，我們不可能宣揚家裡的任何人。一位祖父是個銀行家，另一位揮霍了他的半個家產。一位曾祖父曾經在加里西亞推著小車販賣鞋帶；另外一位大概在政治上是個具有自由思想的人？但是，也許你會使這一切具有更多的歷史社會意義①？

　　①《回憶錄：於爾根·庫欽斯基成為共產黨人和科學家的教育》，建設出版社，1973年。

　　22點15分，該是為倫準備夜餐的時候了，他將從晚班回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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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1月我終於能夠與於爾根在布拉格會面。他在捷克同志家裡為我借了住房，他們非常友好地接待了我。當我見到于爾根時，也許是太高興的緣故，霎時間在英國的情景全都湧上心頭：與中央中斷了聯繫，倫對他的生活的不滿，對錢的憂慮，無法確定的前途。如今把一切都說出來，聽到有人給出主意，該是一種多麼輕鬆的感覺呀。我擁抱於爾根，兩眼潮濕並且一再地說：「我太高興了，現在一切都好了。」這時我居然完全忘記了於爾根是個不善於傾訴衷腸，感情外露的人。他想簡短地瞭解一下我的計劃，看看能否幫我一把，除此之外，在整個這段時間裡他在布拉格是很忙的，只有兩次各給了我半個小時的時間。於爾根告訴我，沒有中央的同意，我在德國停留是困難的。

　　於是我決定到布拉格的蘇聯大使館去，把一封給中央的信放在那裡。信封上寫著「武官處」。收信人寫的是：「軍事情報局局長，莫斯科，阿爾巴特街」。寄信人寫的是：「索尼婭，巴西。」

　　信本身是用密碼寫的，我提到了中斷聯繫的事情，並請求允許我回到德國去。我再次重複了失掉聯繫之前我們隱藏情報的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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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瑪格麗特：

　　1949年6月6日

　　格哈特·埃斯勒事件①在這裡的確令人振奮。恰好在於爾根最後一包書到達那天，報紙上發表了一份聲明，呼籲人們給他寄書，為此我利用了於爾根的包裹和他那部「意志與知識」叢書中的著作。在這段時間裡，書籍在我的生活裡起了巨大作用。

　　①格哈特·埃斯勒在美國遭通緝並逃跑，在英國被捕，後來由於群眾強烈抗議被釋放。

　　致於爾根：

　　1949年冬

　　一年一度圍繞漏風的窗戶和凍裂的水管子的鬥爭又開始了。連尼娜的一對老鼠也凍死了，這對於她是一個特別沉重的打擊，因為老鼠媽媽懷孕了，尼娜為這件大喜事準備了一個名單。

　　讀了舍爾的《相逢》，我喜歡其中的兩章；讀了珂羅惠支卷，在她的畫裡比在她的日記裡能更多地看到她生活的形象。

　　關於北極地區的短篇故事中有一篇特別出色（戈爾巴托夫《出生在黃瓜土地上》）。沒有一句宣傳的語言，沒有傷感的描寫和標語口號，許多別的俄羅斯小說都設法借助斧頭楔進讀者腦袋裡去。出色不是確切的語言。我把它用英語譯給倫聽，他說：「非常動人和有魅力。」這個評語是對的。還有一本書你們必須讀：艾略特·保羅的《黃石公園河畔的精神城市》。它對我具有極大的吸引力。請與斯坦貝克的《任性的公共汽車》做個比較，你會明白，斯坦貝克只不過是個可憐的玩弄辭藻的人，十分庸俗，與人們沒有關係。保羅幾乎選擇了同樣的典型，也採用了粗俗語言，但他卻取得了另外的效果，他是愛人的，是瞭解人的。

　　米沙來信很少，但他的信卻十分令人高興。他在大學入學考試中，居120名大學生中的第5名。他的新生活過得十分充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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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沙在亞伯丁大學得到一筆獎學金，他學習的是哲學。他非常聰明，但對於實踐中的事物卻不感興趣，也不信賴。

　　1949年秋天，倫發生了摩托車事故。工廠聽說需要拖很長時間才能再開始工作，於是便解雇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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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於爾根：

　　1949年10月17日

　　……倫住在班伯裡醫院裡，一隻胳膊有兩處骨折，一條腿有兩處嚴重骨折。醫生估計，腿需要打8個月的石膏……

　　1950年1月28日

　　……倫整天在家裡，這對於彼得來說自然是太好了。他們一塊玩搭積木，傍晚有半個小時是他的「世界」節目。在「世界」節目中回答他想到的各種各樣的問題，看插圖書籍，有關於動物的，關於發明的，關於地理和機器的。倫很會深入淺出地解釋各種問題，尼娜和我常常也聽得入迷。就這樣，骨折倒成了一件好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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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旦倫能站立起來並帶著石膏繃帶活動，我便又去諮詢去德國的簽證問題。現在可能性是有的。我能夠不經中央允許便冒險去嘗試一下嗎？中央並未回答我在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館發的信。我不能長期無所作為，我幾乎沒有什麼積蓄了。

　　我騎上自行車又到旱橋下的鐵路那裡去了一趟，我終於在我們的樹下發現了一張紙條。我去德國的旅行得到了允許。這消息及其中包含的內容，使我感到十分幸福。

　　出發之前我挖出自己的黨證和電臺，從陳舊的美國軍用物資中買了四條帶拉鍊的防水布袋，士兵們托運自己的物品都用這種布袋。用它們裝我們的全部家當。口袋很實用，既結實又幾乎無分量，直至今天我們還用來裝我們的旅行物品。

　　我想盡辦法動員倫移居到我的一個妹妹家裡去，她們每個人都準備接待他，但是他寧願住在大拐彎，直到恢復健康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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