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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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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我在莫斯科的中央工作,我一定把這些檔案材料翻譯出來,充當所有情報人員的必修教材。它能夠代替關於最嚴格的地下工作的必要性的任何理論教材。應該強調指出的是,這些材料涉及到的是一個普通人,除了通常所說的對於共產主義的同情之外,人們對他沒有什麼可指責的地方,一個下土,無論在軍隊裡還是作為個人都不曾扮演過重要角色。但是單單懷疑他是共產黨人,審查結果足以寫成200頁的材料。沒有任何遺漏。審查從他的父母親開始,所有的親屬,從學生時代到他的學徒生涯。所有居住過的地點,他的房東和許多鄰人的供詞全都記錄在案。他的同事,他的朋友,他的讀物都記載下來,他的書信,他的休假旅行,他的情人,他的結髮妻子,幾乎無一遺漏。我在自己的所有經歷中,認為這簡直是無法令人置信的事情。 戰後工黨在選舉中贏得勝利並組成政府。當時哈羅德·拉斯基,奈威爾的兄弟,是工党的主席。 戰後英國經濟狀況呈現一幅十分可怕的景象。只有向美國借一筆巨大貸款才能挽救它的經濟困境。這筆貸款無可挽回地決定了英國對美國早已存在的依附關係。美國和英國開始反對蘇聯的冷戰。如果有誰懷疑這種有計劃進行的行動,那麼邱吉爾在法爾頓、密蘇裡的演說便可改變他的看法。遺憾的是,工黨常常是追隨保守黨的反蘇路線的。 1945年5月,女房東要遷回「別墅大道」來。我們必須再一次遷居。倫這時尚在德國,在軍隊裡。戰爭結束21周以後他才被遣返回家。 我對帶家具的住宅和那些隔三差五來視察一遍的女房東們討厭透了,她們對地毯上的每一個污點都表示不滿,還要特殊收費。但是像從前一樣,要想找到一處帶家具的住宅是不容易的,而一處不帶家具的住宅,那就是一個烏托邦式的願望了。一位女鄰居偶然間提到一處叫「雲杉」的農莊想出租,這處農莊坐落在「柯茨沃爾」山區距大拐彎不遠的一座村莊裡,柯茨沃爾山及其起伏不平的丘陵地帶,距離牛津大約有30公里路程。我去看了一下這棟房子,這是一棟三層的小樓,裡面有7個房間、巨大的廚房和許多的附屬房間;整個住宅對於我們來說委實太大了。房子裡沒有電,也無人收垃圾;每天有一趟公共汽車通往附近的城市。但是這裡的環境十分美麗,這棟二百五十年的老宅子,有很厚的木板陽臺,低矮的房間,被院落、穀倉和荒蕪的花園環繞著,我很喜歡,除此之外,房租也只是我們從前所付房租的三分之一。我租下了這棟房子。也許我還能把部分房間租出去,萬一我外出時,家裡有人照看孩子們。對於發電報來說,一個和別人住在同一棟房子裡的人自然是不合適的。 我購置了必要的家具,妹妹們把她們剩餘的錢也捐了出來。在長長的走廊裡,我懸掛了一些中國明代的繪畫。令人驚訝的是,這些繪在絹綢上的畫非常適合裝點這棟古老的農家房屋。 在村莊裡與鄰人們建立聯繫是困難的。我們對面有一家地主莊園住宅,這位富裕的地主叫倫斯代爾。他從前是一個著名的海軍指揮官。菲利浦親王年輕時在他的麾下服過兵役。我們住在那裡時,菲利浦和他的妻子,後來的伊麗莎白女王,還來拜訪過這位地主。其他居民是農業工人或者小農,他們並不像我這樣,知道什麼是「外國人」。 就這樣,我孤零零的一個人,但是我有自己的工作,我有尼娜和彼得,米沙假期時從他的寄宿學校裡回家來。倫偶爾也從德國回來度假。我知道他喜歡柯茨沃爾山區,我們從前騎自行車遊覽過這裡的風光。我很高興把我們這第一個正式的家指給他看。他回來度假之前,10歲的尼娜便發過一通議論: 「我敢打賭,他會激動得整夜睡不著覺,他不會在自己的床上安靜地躺著,也許他會不顧一切地從船上跳下去,向我們遊過來。」 但是,當他終於從特拉威敏德回來時,他一點沒有心思看看我們的房子和田園般的鄉村。他來自一個充滿了災難、巨大矛盾、緊張和困難的德國。 我感到傷心,並設法在他走了之後通過在信中描述我們的生活,使他建立起與家庭的聯繫。 * * * 1946年夏天 ……從早晨9點到晚7點,我帶著孩子們在斯特拉特福鎮①。這是我答應過他們的一次夏日郊遊,他們可以大吃大喝一通。喝了四次汽水,吃了三次冰淇淋餅乾,逛了兩次平價商店,參觀別的高級的東西,例如莎士比亞故居,步行穿過劇院大廳。然後在河上劃了一次摩托艇,在一處美麗的游泳池裡泡了幾個小時。 ①斯特拉特福鎮為莎士比亞故鄉。——譯注 1946年2月① ①米沙已年滿15歲。 為了祝賀生日,我給米沙買了一條領帶,在這之前他眼巴巴盯著櫥窗裡的領帶,看了好長時間,領帶是鮮黃色的,印有許多馬頭。這是一種可怕的風流男子的事情。如果你想送給他什麼,一塊顏色顯眼的綢手帕即可,越俗氣越好…… 1946年12月 ……聖誕節過得非常有特點。我把兩個德國戰俘請到家裡來與我們一同過節,他們都住在這個村子裡,在倫斯代爾那個巨大的農場裡幹活;他們都是從為戰俘開辦的「民主教育營」結業的。我們剛要坐下喝咖啡和吃純正的胡椒蛋糕,便有人來敲門。進來8位「敲鐘人」,按照古老風俗進行了一通表演:他們手裡拿著14口鐘,各有不同的音響,他們表演了許多聖誕節樂曲,美極了。村民們對於我家的客人似乎感到驚訝,可我覺得這樣做是對的,我發表了一番關於聖誕節的演說,祈求世界和平,克服戰爭的敵對情緒。 * * * 在這一年裡,我又聽到一些關於恩斯特的消息,他的處境非常不好。他想返回他的家鄉德國來,他問我能否在這方面援助他。他需要向德國流亡者組織證明自己是作為被納粹迫害者離開德國的。這我當然知道,我可以幫助他。據一位醫生計算,他在最後30個月裡,每天僅靠400個卡路里熱量生活著,他居然活下來了。 我通過瑪格麗特的發信人給德國流亡者組織寫了一封信,寄往上海銅山路696號。 恩斯特到底未能踏上返回德國的路程。我今天依然堅信,如果他當時能夠成功地返回來,我們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會多一個誠實的,能幹的,有犧牲精神的同志。 我又好久沒有聽到他的消息了,直到1966年於爾根接到一封來自南美洲的信,這是20年以後,第一次得到他的消息。恩斯特在信中寫道,他想念歐洲,也很想回來。此外在觀點方面他依然如故。秋末我得到消息說,如果我同意,他要來看望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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