諜海憶舊(58)_魯特·維爾納

五八

　　我們的同志可以不經過在英國的德國党領導同意去執行這些任務。埃裡希與威廉·奎能交談過。假如埃裡希如所要求的那樣嚴守秘密工作的義務的話，他可能從未提到過我的事情。埃裡希·亨什克、漢斯·卡萊和威廉·奎能受党領導的委託，擬定一個投入這項工作的同志的名單。埃裡希·亨什克暫時脫離黨的工作，全力以赴投入這項任務，即與「戰略服務研究所」進行合作並把資料轉交給我。在埃裡希向我轉交了這些同志的照片和簡歷之後，我向「戰略服務研究所」建議由這批同志參加工作。我把這些材料寄給中央並很快得到同意。這些同志都知道，他們的工作是得到蘇聯允許的。其中有兩位同志遭到「戰略服務研究所」拒絕，剩餘的同志有：阿道爾夫、瓦爾特、彼得、保爾·林德納、維爾納·費舍爾、庫爾特·格魯貝爾、安東·盧。

　　埃裡希不是「戰略服務研究所」的正式雇員。他每週從「戰略服務研究所」得到5個英鎊，從中央得到5鎊手續費。事實上與這七位同志一道工作，把他們的情報轉交給我，埃裡希在他們與「戰略服務研究所」之間保持聯繫，在兩三個月的時間內是一種完全的職業活動。

　　上述同志與「戰略服務研究所」簽署了一份合同，他們得到很高的報酬，並獲得一份可觀的人壽保險。他們在英國接受了8周的訓練，他們練習跳傘和利用「步行對講機」，這是特意為他們的用途研製出來的，它可以直線工作，是一種轟動一時的新鮮事物。他們學會了一種數字密碼。他們的護照、服裝，他們的生平經歷等等都做了充分準備。他們的航空背包裡裝有隱形墨水、服毒藥片和強化食品。我把情況告知中央，局長認為我們的材料很有趣，特別是數字密碼。

　　這些同志每個人都應該在一個約定日期，在一個固定的時間，到達一個約定地點，帶著他們的降落傘離開飛機，著陸後的第一件事便是打開他們的步行對講機。一架美國飛機將出現在降落地區，通過對講機建立起空中與地面的聯繫。

　　埃裡希接受「戰略服務研究所」委託，搜集留在德國的納粹反對者的通訊地址，如果這些同志本身沒有聯繫，可以去找他們。為此埃裡希得到中央的同意，與麥克斯一道乘一架美國飛機去巴黎，「自由德國運動」①在那裡具有廣泛影響，巴黎在地理上距離德國很近，他帶回來足夠用的通訊地址。

　　①德國反法西斯組織。

　　麥克斯對於與巴黎的自由德國運動建立直接聯繫也感興趣。中央表示同意。於是埃裡希把這個組織介紹給他。在與美國間諜組織工作的過程中，沒有中央的同意，我是不採取任何步驟的，因為判斷這種處境對於我來說太複雜了。我估計，中央是通過它在巴黎的聯繫親自掌握那裡的事務的。

　　我與我們那些跳傘員同志當中的任何人都不直接聯繫，而是只通過埃裡希。

　　根據埃裡希的回憶，阿道爾夫是第一個跳傘的人。托尼·盧①和保爾·林德納是一同起程的。他們跳傘之後成功地與飛機建立了聯繫。如前所述，這是第一台實現了空中與地面聯繫的可利用的設備。我希望他們能夠保護好這台設備並向中央彙報。②我知道，托尼找到了他的姐姐特萊杜普太太，她勇敢地支持了他。托尼·盧，這位幾年前已經去世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國駐羅馬尼亞大使和海關與商品檢驗部門的早期領導人，肯定會詳細記錄下自己的歷史。

　　①托尼·盧即安東·盧，托尼是他的愛稱。——譯注

　　②我在柏林從瓦莉·施密特同志那裡聽說，托尼·盧保住了他的步行對講機。瓦莉的姐姐朵拉·塞爾霍夫和她在共產主義青年團時期便認識托尼。她們把這台設備藏到她們在柏林瓦爾滕貝格「鷹崗居民區」的菜園裡，埋在李子樹和雞舍之間。托尼和保爾隱匿在保爾父母家裡，他們自己的生命也受威脅。保爾的父母居住在泰爾托運河附近。紅軍入城之前，托尼和保爾曾經設法挽救運河上的兩座橋。在今日的鮑姆學校橋頭，他們遭到射擊，橋被炸毀了。在另一座橋頭他們剪斷了引線，阻止了爆破。第一批蘇軍人城時，瓦莉·施密特把這台設備交給了一位軍官並為此得到一張收據。

　　托尼和保爾完成任務以後返回英國，我把他們的彙報轉達給了中央。

　　後來，通過我們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共同朋友，我親自結識了托尼，我們常常在台爾曼廣場的共和國宮飯店共進午餐。我從未提到我們在別的事務中有過共事關係。

　　彼得和瓦爾特是在巴伐利亞上空從一架飛機上跳下去的。從彼得那裡沒有得到多少消息。瓦爾特返回以後，他的那些情報都是實實在在的、有趣的。

　　庫爾特·格魯貝爾是威斯特法倫人，職業礦工，從1933年到1936年，曾經在柏林做地下黨的工作，後來流亡到國外。庫爾特在蘇格蘭做過礦工，娶了一個蘇格蘭女人。他是蘇格蘭礦工工會會員，出版過一部小冊子，書是：《我是一個德國礦工》。

　　他要跳傘的那架飛機在空中爆炸了，他與乘務人員全都犧牲了。他的妻子得知丈夫死訊之後，表現得非常勇敢和鎮定。這些跳傘員的家人全都不知道我們的工作。①

　　①在一位新任上司領導下，美國機構失掉了對這些工作的興趣。庫爾特·格魯貝爾是風雨交加的天氣起程的，飛機只經過匆忙的維修，乘務人員也沒有經驗。這只能意味著墜落與死亡。

　　據埃裡希回憶，維爾納·費舍爾跳傘時，懷揣一份署名勞特巴赫的納粹護照，幾乎可以肯定他是犧牲了。我曾經徒勞地向中央詢問過他的情況，德國党領導查問過，英國律師普瑞特也為此做出過努力。維爾納·費舍爾失蹤了。

　　我想，現在是時間了，這些同志也應該受到尊敬。

　　戰爭結束前不久，托尼·盧把一個飛機的小零件交給埃裡希，埃裡希和我把它存放起來，我們用嬰兒車推著小彼得，走到大拐彎附近的森林邊上，把這個零件埋藏起來。

　　由於某種原因，我與中央有好幾周沒有聯繫，當我終於想到把這個零件挖出來的時候，卻未能找到它。我花費了好幾個鐘頭去尋找，卻怎麼也未找到準確地點。這種情況在我20年的實踐中只有過一次，而一次也太多了。

　　戰爭結束數周以後，美國人遣散了我們的同志，與「戰略服務研究所」工作便中斷了。我的其他聯繫尚在進行當中。關於同盟國戰後政策的情報，對於蘇聯來說仍然是重要的。

　　為了慶祝和平，1945年5月到處都在舉行盛大的活動。大街上擺列開桌子，還鋪上桌布，市民從有限的食物中捐出麵粉、豬油甚至一個雞蛋，當時每人每週只有一個雞蛋，人們烘制餅乾，擺出茶水和汽水。

　　拉斯基太太組織了我們街道的慶祝活動，一張共同舉辦茶話會的照片還保存著。我與所有其他的人一道為戰爭的勝利結束而感到歡欣鼓舞；我感受到了同樣的輕鬆，因為人們不必再為在戰鬥部隊裡的親屬而擔憂。大家都盼望著一個更加美好的世界，但是在這方面我們的想法是有差別的。

　　戰後隨著與「戰略服務研究所」關係的結束，我與埃裡希的聯繫也停止了，在這之前他借給我一些有趣的材料：這是一個美軍下士的檔案，人家懷疑他與共產主義有瓜葛。這是一次有必要與謝爾蓋迅速進行特殊接頭的機會。他讓人立即把大約200頁的材料拍攝下來，這是些有價值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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