諜海憶舊(53)_魯特·維爾納

五三

　　不久，與中央某人會面，幾乎不再有這樣的希望。

　　我們是帶著隨身穿的衣物來到英國的，我沒有家具，我不需要住宅，必須照料兩個住在宿舍的孩子。我在經濟上早就維持不下去了。我不願意對我的家人透露我的經濟困難。他們誰都沒有多少錢，我也不能搬到他們那裡去。我的父母在牛津朋友家裡住得很擁擠，「哭百精」在尋找一個住處，布莉吉特住在一個一間套的住宅裡，薩碧內要結婚，正在尋找一處住宅。萊尼在劍橋學習。於爾根的住宅剛好夠他一家四口之用。我已經不能給孩子支付更長時間的學費，我也指望尋找住宅，與中央的什麼人會面，或者讓倫返回英國。

　　我也很擔心羅爾夫，他曾經間隔較長時間給我往瑞士寫過信，或者從中國把給我的信寄到我妹妹們的家裡。他還想著孩子們的生日。後來他告訴我，他要到中國內地去，許多月沒有收到他的信件。後來我聽說，羅爾夫被中國人逮捕了。我知道，他的生命處於危險之中。

　　後來我知道了許多細節。恩斯特和羅爾夫未能在上海把工作開展起來。羅爾夫希望到政府所在地重慶去建立聯繫。在架設電臺或者在第一次發報時，他在那裡被捕，並被判處死刑。據我所知，他是經蘇聯的努力才獲得自由的。

　　＊＊＊

　　1941年4月，我終於找到一棟有家具的小房子。它是一排房子中的一棟，與許多其他房子一起坐落在市郊，距牛津四公里遠。租金很貴。我靠著節約下來的最後一筆錢生活。但是我享受到了沒有女房東的快樂，尤其是，我可以把孩子們接回來。

　　5月份我又去倫敦的接頭地點。我幾乎不抱什麼希望。一個男人向我走過來，他不是這條該死的大街上的隨便一個人，這一次來的正是我要找的那個人。他用約定好的辨認語言跟我打招呼，我的腳下如同生風一般，急匆匆地穿過兩條大街，來到我們最終的接頭地點。這位蘇聯同志叫謝爾蓋（我給取的別名），他對我的到來表示問候和祝福，給了我足夠的錢，使我可以解決一切的財政困難。他發生了車禍，所以才推遲了這次會面。

　　他以俄羅斯人的鎮定和不慌不忙肯定無法理解這幾個月我的心情如何沉重。我決心今後不再受這類事件的影響，而是要想到海參崴那位領港員的話，把一切等待時間都與地球與太陽之間的巨大距離相比較。

　　謝爾蓋向我說明了在一個與希特勒交戰的國家開展工作的意義，在這個國家有影響的反動勢力準備隨時犧牲蘇聯的利益與希特勒達成一種諒解。中央希望得到情報資料。我能建立什麼樣的聯繫？跟軍方？跟政界？我應該設法建立一個情報網。我的電臺什麼時候可以開始工作？

　　像以往一樣，中央總是給我足夠的時間。中央從來未在時間問題上催逼我。當然，我自己就是一個急性子的人，不論做什麼，寧可提前，也不緩慢執行。於是我為我的電臺買齊了所有的零件，在祈禱和玩紙牌之間的空閑時間裡，我在教士家裡把電臺組裝起來，這機器可以24小時堅持工作。

　　我希望於爾根和父親能幫助我搜集情報。父親是個十分體諒人的人，從來不問我的工作。現在我覺得應該告訴他，當然不必提到我的工作單位的軍事性質。在我們家裡，我只向他一個人講述了我獲得勳章的事情。父親並不理解勳章是怎麼一回事，也未把這種獎勵與軍事方面的事情聯繫起來，但是當他聽說加里甯同志在克里姆林宮授子我勳章時，他感動了。

　　我只需要告訴他，政治和經濟方面的事情對我的工作十分有用處。他點點頭，這就是一切。我們的談話跟以往沒有什麼兩樣，因為我們的談話歷來大都是關於政治問題的討論。父親主要是跟左傾的經濟學家和工党政治家交往，在這段時間裡他們當中的許多人都從事與戰爭有關的活動，他把這些情況都講給我聽。

　　希特勒於1941年6月入侵蘇聯，在英國引起巨大反響。敘述這一事件對我的巨大震動是沒有必要的，我當時沒有多少時間思考這個問題。

　　我聽見了邱吉爾首相的演說，他表示全力支持蘇聯，我做了筆記並設法評價這次演說。像邱吉爾的多數演說一樣，這是一篇在修辭和文體方面出色的演說。我趕往倫敦去與父親討論，我從他那裡得知，英國政界和軍界領導人估計蘇聯將在三個月之內遭到失敗。父親從斯塔佛·克利普斯勳爵那裡證實了這種看法，他是工黨的一位領導成員，曾于1940至1942年間在蘇聯出任大使。

　　克利普斯補充說：「德國軍事力量將會像用熱刀子切黃油一般，長驅直入進入俄羅斯」。後來它成了眾所周知的觀點，但是當我報告了這個觀點以後，中央，我相信整個蘇聯，第一次瞭解到這個觀點。我從局長那裡收到一封感謝電報。這是很少發生的事情。我之所以還想起這則情報，也許是因為許多別的情報我都忘記了。

　　長時間以來，資本主義國家的一個錯誤，就是低估了蘇聯。

　　他們打心眼兒裡就不願意一個工人國家及其共產黨人能夠「保持」自己的政權。他們的錯誤開始於俄羅斯十月革命以後的各種武裝干涉，繼而是多年不肯承認蘇維埃共和國聯盟，這種錯誤，如克利普斯所說的那樣，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時依然存在。

　　希特勒開始把他的士兵和空軍全部投入到反對蘇聯的戰爭中。這大大減輕了英國的壓力，入侵的危險消除了，納粹的轟炸也減少了。

　　希特勒入侵蘇聯以後，我的電臺多日呼叫對方均無回答，後來我的電臺又開始工作。我每週兩次利用我的發報機，每月我到倫敦去兩次，最初只是與於爾根和父親談話。于爾根為蘇聯制定經濟分析，這些資料與他的本行無關，對於我卻是有用的，他讓我知道這些資料。根據與父親和于爾根的談話，我每月可以發出四條至六條消息。

　　按照規定我與英國的党完全沒有關係，與在英國的德國流亡者黨組織也沒有任何聯繫，於爾根除外，他最初是党的政治領導人，後來由於有別的工作，只是黨的一位領導成員。我與他討論了補充情報的可能性，尤其是軍事方面的，他還介紹我認識了德國同志漢斯·卡萊，他曾經在西班牙國際縱隊作為師長發揮過領導作用。在西班牙時，他由於自己的勇敢和迅速決斷的能力曾經受到過特別的尊重。在英國他主要是充當資產階級刊物《時代》和《好運》的軍事記者，這些刊物均屬著名的美國路斯康采恩。我當時並不瞭解這些活動的背景。無論如何這種活動使他能得到某些情報。中央同意我與漢斯·卡萊建立聯繫。我每月大約與他也只能見面兩次，並獲得有用的情報。有時中央也向漢斯提出一些問題，在我們看來，這些問題都涉及中央認為重要的事情。我很喜歡與漢斯·卡萊一道工作，他的早逝對於我們國家是一個損失。

　　每次我去倫敦都住在我父母家裡或者住在妹妹們的家裡。我偶爾在那裡與漢斯·卡萊見面。妹妹們的職業都是不在家工作的，因此她們對此都一無所知。除了父親和于爾根之外，我和任何人都不談論我的工作，當時不談，後來也未談過。甚至連我的早已長大成人的孩子們都不知道我曾經獲得過紅旗勳章，那還是30年以後，當一位蘇聯將軍來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找我，再一次把它交給我時，他們才知道。（這是我自己的944號勳章，還有勳章證書。在那些戰爭的混亂年代，他們把它保存得多麼仔細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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