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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


  它們在舍佈雷存放了11年。後來一位自1939年就與伊蕾內·福貝斯一莫塞住在一起的女朋友,于1951年初往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寫了一封信,說這個家庭解體了。伊蕾內多年前已經去世,我的書箱子她應該寄往哪裡呢?信是寄給我哥哥的,因為她沒有我的地址。當時我正在我們的國家機關裡任處長,情況不像現在這樣,人們可以與資本主義國家通信,甚至可以收到包裹。她給我寫了兩封信,我未能給她回信,這令我感到十分內疚,我是多麼希望再得到我那些書籍呀。

  告別阿爾伯特和萊內。

  我後來又見到過拉多同志,他在70年代時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國來過。那時萊內已經去世。我在匈牙利也見過他。令我感到高興的是,我得知他非常願意生活在自己的家鄉,非常願意作為同志從事他的科學工作。

  ◎卷六

  1940年12月18日,我們開始了從日內瓦到英國的行程。早晨7點鐘我們登上公共汽車,倫幫助司機把行李擺好。當公共汽車啟動時,倫佇立在路旁。我們當時未料到,20個月以後我們才又見面。

  * * *

  致父母親:

  1941年1月,裡斯本

  8時左右我們越過法國邊境。貨幣檢查非常嚴格。人們必須半脫光。旅費是昂貴的,因此我與孩子共買了一個座位的車票,尼娜在整整28小時內一直坐在我的腿上。公共汽車未生暖氣,行走了一個小時以後,我們便都凍得冰涼。我們的前一排坐著立陶宛的前任財政部長,他和藹地詢問尼娜從哪裡來,到哪裡去。穿過法蘭西的一路上,令人十分傷心,這個國家看起來十分荒涼。副食品商店裡沒有貨物,全都關門。23時左右到達尼莫斯。早晨6時繼續出發,晚上停車在法國與西班牙邊境的庇裡尼山脈。在這裡我們必須在漆黑的夜裡,在冰冷的寒風中站在公路上等候三個小時。我必須照料孩子們,讓他們不斷地來回跑步。沒有吃的,不能上廁所,人們單獨地被傳喚到海關小屋裡去。

  又走了200米,來到西班牙邊境。在這裡又等待了三個小時。孩子們在整個旅途中表現得非常出色。

  西班牙人打開每一個行李,並進行嚴格檢查。本來應該夜裡19時到達巴塞羅納,實際上清晨3點半才到達達。夜間乘坐公共汽車穿過西班牙,夜色非常美麗。燦爛的月光,沉睡的小城鎮,具有波浪式陽臺的房屋,和一些面向地中海的小丘。在巴塞羅納我才弄明白,原來這兩年多我所惦記的是人民群眾。這貧窮是令人心碎的,沒有麵包,沒有食糖,人們面帶饑色,但是,他們那勃勃生機,他們那有趣的面孔,他們的氣質和談吐方式,整個氣氛,都讓我感到親切。我領著孩子穿行在市場和狹窄的街道上。

  從巴塞羅納到馬德裡,火車行駛是正常的。我們只有一張過境簽證,必須乘下一輛火車,即12月23日夜裡23點,從馬德裡去葡萄牙。上千的人擁擠在5個封鎖的檢票口前。我設法從窗戶把孩子遞進火車裡,還有我的手提行李。但我卻無法進去,一個男人把我從臺階上擠下來,我惟恐孩子在火車裡被窒息,有人又把他們給我遞到站台上來。我的行李卻留在了車箱裡。這時發生了一場毆鬥,一些士兵走過來,用頂上子彈的手槍把毆鬥的人們驅出火車。我設法走進國際臥鋪車廂,它們都被看守著,沒有臥鋪車票,任何人不得入內。我謊稱我只是把孩子送到車箱裡,他們的父母隨後即來。人們居然相信了我。我們穿過擠得滿滿的車箱,又發現了那位立陶宛財政部長,他把米沙藏到他的床上,他的妻子把尼娜放到她的床上。我也隱藏起來,直到次日清晨才敢露面。孩子們睡覺時,這一對夫婦告訴我,他們幾乎是「惟一幸運的人」,終於從布爾什維克黨人手裡逃了出來。

  * * *

  我們於12月24日到達裡斯本,三口人全都病了。尼娜發高燒。我在自己躺倒之前,請了一位醫生到飯店裡來,並迅速為她買了一個洋娃娃,給米沙買了一盒積木。這時恰好是聖誕節。

  英國駐裡斯本領事館告訴我,過境旅客不是根據等待時間,而是根據他們的重要性安排起飛,而我在那長長的名單上,大約是最無關緊要的人。當時有許多貧窮的人們必須被遣送回去,因為英國當局拒絕任何形式的財政支出,即使是對自己國家的公民。

  我搬到城外的埃斯托裡爾海濱。這裡的氣候非常溫和,我們可以躺在沙灘的躺椅上曬太陽,好像世界上既無戰爭又無憂慮……孩子的身體恢復得很好。我總是把他們攏在身旁,這是一種奇妙的感覺,只是我並不像他們那樣無憂無慮。

  我們必須過得非常節儉,因為究竟等待多長時間,尚無法確定。貨幣兌換變得越來越困難,所以我只得設法儘量少為旅行從中央在瑞士的存摺上支取現金。我的錢在減少,我們不可能在這裡久留。

  在英國等待我的是什麼呢?根據駐裡斯本領事館對待我的態度,我可以猜想,我只不過是個二等公民。或許是奧羅已經達到了目的,我已經引起了人家的懷疑?

  在裡斯本時我必須設法為倫尋找一條過境的道路。佛朗哥西班牙拒絕為他簽發過境簽證。當然,這也適用于其餘正處於盡軍事義務年齡的英國人。這是佛朗哥西班牙向希特勒做的一種友好的姿態。倫已經有了法國的過境簽證。但是,如我計劃的那樣,經過非洲的可能性也是不存在的。我去各家船舶公司,一切嘗試都無濟於事,包括讓他從馬賽出發搭乘貨船的旅行都失敗了。

  大約三周以後,領事館告訴我,人們將從海路送我去英國。

  我們的輪船在12艘其他船隻護送下,首先沿相反方向駛往直布羅陀。到達英國的航程,幾乎用了三周的時間。船艙裡一片漆黑,窗戶不許打開,每位旅客一個救生圈,我們必須始終穿在身上。由於救生圈只有成年人這麼大的,穿在尼娜身上,只露著腦袋和兩條腿,這救生圈對於她來說顯得太寬,她必須始終緊緊地扶著它。船上的英國人對我們都採取審慎態度。

  抵達利物浦以後,只有我一個人受到盤問:您的丈夫在哪裡?為什麼他未跟來?為什麼您未跟他留在一起?您想住在什麼地方?您的生活來源如何?他靠什麼生活?

  孩子們又疲乏又冷,尼娜開始啼哭起來。審訊過去之後,官員給了他們每人一個便士(相當於10個芬尼)。天色晚了,我們好不容易找到一家飯店。未待兩個孩子睡熟,空襲警報開始號叫起來。我急忙搖醒孩子,遵照人們的建議,我們跑步鑽進地下室。

  次日早晨我們乘車去牛津。關於這次旅途我給倫的信中寫道:

  從利物浦到牛津的火車上,有一個英國士兵和我們在一個車廂裡。尼娜立即討得他的喜歡。他用她的橡皮泥捏了一尊大炮,她也可以把他的帽子戴在自己頭上。然後他脫掉自己的夾克,孩子們發出一片嘖嘖稱羨之聲,原來他的皮膚上到處刺有花紋。尼娜的雙眼無法離開那個渾身纏著一條蛇的赤裸裸的女人,並提出許多令人難堪的問題。米沙是個有禮貌的男孩,他喜歡那兩隻啄食一個人心臟的鴿子。尼娜請求給她刺點花紋,那士兵在她胳膊上吐上唾沫,用鋼筆畫了一幅漂亮的圖畫,一直畫到肘部。我必須向她保證,無論如何也不能擦掉。米沙與士兵玩了好長時間紙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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