諜海憶舊(50)_魯特·維爾納

五〇

　　這是一個瑞士人，名叫艾德蒙·哈梅爾，他在日內瓦開著一家小商店，經營通訊器材與維修。商店樓上便是儉樸的住宅。艾德蒙是個誠實的，心地善良的人，他的妻子奧爾迦具有一種生機勃勃的美，有一頭濃密的深黑色頭髮和同樣黑的雙眼。她能對這種生活感到心滿意足，似乎是不可理解的。我們熟悉以後，她告訴我，她是從農村來的，在城裡一家酒吧工作過，在那裡她很快便對男人的舉止感到討厭。那時遇上了艾德蒙，他誠實、規矩、安靜和靦腆，她喜歡這樣的人。

　　他們二人都是共產黨員。奧爾迦在店裡接待顧客，艾德蒙是無線電專家，他只能慢慢地學習。由於職業的原因，他的業餘時間有限。我們決定也教給奧爾迦發報。她以火一般的熱情投入工作。授課是在晚上進行的，有時艾德蒙身穿睡衣褲，腳登托鞋睡眼惺松地走進我們上課的廚房抱怨說：「你們還沒學完？你什麼時候才上床啊？」她不耐煩地擺擺手。儘管如此，我們也沒有理由嘲笑艾德蒙。當時他就承擔著報務員的全部危險工作，後來在困難處境中，他證明自己是勇敢的，行動是慎重的。

　　有許多夜晚我在那總是收拾得乾乾淨淨的住宅裡教他們二人。有時倫代替我。哈梅爾夫婦既不知道我們的姓名，也不知道我們的地址。

　　按照阿爾伯特的要求，我並不在日內瓦我那帶有家具的兩間套住宅裡發電報，而是在哈梅爾的廚房裡，或者在阿爾伯特所建議的其他地方。我記得有一次是在日內瓦附近一棟度週末的房子裡，它坐落在一個孤零零的地方的森林裡。我每週大約工作兩次，傳遞我的和他的消息，他的消息更重要些。

　　1940年晚秋，中央建議倫和我轉移到英國去。阿爾伯特反對這樣做，我猜想，他認為我同意這樣做是一種臨陣逃跑。但是後來這種臨陣逃跑卻是逃人一個處於戰爭當中的國家，當時這個國家正遭受著比自己強大得多的法西斯空中武器的可怕轟炸。阿爾伯特的工作是重要的，所以他希望把倫和我留下來。另一方面吉姆已經受過培訓，奧爾迦和艾德蒙不久也可以充當報務員，倫也可以聽從阿爾伯特調用。倫作為國際縱隊戰士，是不能穿過西班牙的，他必須留在日內瓦，直到我們為他找到一條通行路線。

　　到英國去只能走一條荒唐的彎路。當時在法國只有一條狹窄的通道是開放的，這條道路要通過希特勒的附庸佩丹將軍控制的地盤，才能到達西班牙邊界。旅行路線從那裡通往西班牙和葡萄牙。在裡斯本才有通往英國的飛機或者輪船。

　　我準備12月底出發。我最後一次去拜訪奧爾迦和艾德蒙時，艾德蒙兩眼含著淚水，奧爾迦以責備的目光看著他。她突然坐下去，以農民的方式用圍裙捂著臉哭泣起來。

　　倫接過教課的任務。後來哈梅爾與吉姆建立起聯繫。二人都是優秀的報務員。由於阿爾伯特的消息重要，他們超負荷地工作了三年的時間，直至1943年10月，他們在發報時被探測出來，遭到逮捕為止。

　　阿爾伯特，即山道爾·拉多，在他那本書《朵拉來電》中描寫了70名警察帶著狗，在聯邦政府警察局一位領導人親自率領下，採取行動進行逮捕的情形。

　　為了說明探測一部發報機的過程，讓我從《朵拉來電》①中引證瑞士警察局的一段報告，這裡指的是吉姆的發報機。

　　①德意志民主共和國軍事出版社，第477頁。

　　在日內瓦的觀察中（觀察哈梅爾夫婦）我們探測到了第三個電臺……

　　1943年10月9日我們已經確切地知道，它們（電臺）在洛桑……

　　1943年10月22日我們已經確定在哪個城區……

　　1943年10月25日……我們已經確定了電臺的地址……（樓層）

　　警察局設立了特殊的監聽電臺，記下了多日吉姆的電報文本。

　　1943年11月19日，他在發報時也被捕了。

　　我是1940年12月告別吉姆的，後來他作為變節者受到英美特務機構敞開懷抱的歡迎。關於他的歷史我須作少許補充。我不相信他從一開始便扮演了兩面派角色。我相信，他在《間諜手冊》裡以玩世不恭的方式所描寫的一些情節，當初他並不是那樣看待的。此外，他在變節之後也並非如他自己說的那樣，是個什麼從容的人。一位我們當初吸收他時就與他相識的奧地利同志，曾經于1947年請求我立即去見他，他講述了下面的情節：門鈴響了。他打開門，在他面前站著一個哆哆嗦嗦的男人，他並未立即認出他來，以為是個乞丐或者病人。那是吉姆。他拒絕進屋，他顫抖著，結結巴巴地說了些不連貫的話：「倫和索尼婭。太危險。別於了。毀掉一切。」然後他急匆匆地走掉。這位同志覺得吉姆的臉色和表情比他說的那些話還可怕。

　　我們當時並不知道他投降的事情，後來我們才弄明白他這一次出現的原因。他的所作所為，不過是出於英國資產階級的「禮貌」而已。他並未做什麼針對我們個人的事情，所以在安全部門抽出時間上門來找我們之前，他冒險秘密警告我們。

　　吉姆是1944年9月從監獄裡放出來的，這時瑞士已經確信法西斯主義要失敗了。吉姆很可能是在瑞士監獄裡便開始動搖了，他是從這時開始變節的。我認為更可能的是，他於1945年在拉多幫助下去了蘇聯，他是在那裡做出這個決定的。吉姆從西班牙回來以後便加入了黨，但他的思想基礎很薄弱。在蘇聯他經歷了1944—1945年那些不信任的歲月對別的同志所產生的影響，當他再度被送去外國以後，遇到合適的機會他便跑掉了。

　　與這些可憐的人們不同，許多真正的同志，像加保、羅爾夫和數百個別的同志，在這個犯了傾向性錯誤的時候，比吉姆經歷的困難更多，他們卻從未動搖過，一旦他們獲得自由，作為共產黨人立即開始繼續工作。我願意，我能夠就這些同志生活中的一天寫成一本書，不論是蘇聯同志，還是德國同志，他們的行為對於社會主義的強大生命力，是一個了不起的證明。

　　吉姆的投降表明，他與我們很少有內在的聯繫。他滿懷厭惡的心情成了一個不折不扣的變節者。他是經過一番深思熟慮才採取最後的步驟的。放棄為蘇聯工作，也只不過意味著前途未蔔，但如果向英國特務機關報告，官方便可以接受他，並給他提供一個體面的職位，事實也是如此。此外，再發表一本引起轟動的書，他在經濟上也就完全有了保障。

　　1940年12月，與我尊敬和喜歡的人們告別，我感到心情特別沉重，特別是想到不會再見到他們。伊蕾內·福貝斯一莫塞說，我恰好在這個時候走，她感到特別遺憾，因為她打算聖誕節時來拜訪我們，給我們每個人，倫、米沙、尼娜和我各送一輛自行車。現在我必須從她手裡接受點別的東西，儘管我拒絕，她還是送了我40個英鎊。她知道我們生活得十分節儉。這筆錢對於我是個很大幫助。她那熱情友好的態度，令我更為感動。

　　我不記得我去英國的旅行是怎樣進行的。反正我未能帶許多行李，我的書籍都寄到了舍佈雷伊蕾內·福貝斯一莫塞家裡。在上海時，我只得把一個豐富得多的圖書館留在那裡，現在在瑞士我又有了許多書。書籍幫助我在陌生的國度如同在家裡一樣，而它們在我的家鄉德國卻被付之一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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