諜海憶舊(49)_魯特·維爾納

四九

　　奧羅設想了一個可怕的計劃，最初我們對此一無所知，雖然我們認識到她這種病態可能是一種危險。她下決心要告發我們，她希望一旦我出了事，她可以把孩子留下，帶著他們去德國。

　　她帶著這個計劃去見了英國駐蒙特呂斯領事館的代表。她用結結巴巴的英語所做的激動的報告，混亂得讓人無法明白這件事的重要性。當時有許多流言和告發。奧羅想第二次去領事館，但無人幫助，她去不成。於是她找到米莉雅的母親，把一切都告訴了她。這位害胃病的老太太，一心只是想著重見自己的家人，對於我們的活動一無所知，她的態度非常了不起。她想盡辦法使奧羅平靜下來，讓她明白，假如她去領事館告發我們，她今生今世都不會快樂，不但害了我們，也害了她自己。緊接著她把這個消息通知我，並保證說，一旦有機會，她要去見奧羅，對她施加影響。我們分手的時候，她的兩隻眼睛閃爍著光芒。她說：「請你不要笑話我，我佩服你，我一直覺得，你身上有什麼東西像羅莎·盧森堡。」

　　儘管這種比喻令我非常難堪，我還是把它寫下來，因為這足以表現這個女人的驚訝的反應。她還在年輕的時候就對她的男人進行了反叛，自己扶養大了兩個孩子，她是希特勒的敵人。儘管她在眼巴巴地盼望著自己的簽證，還是介入這種並非不危險的事情，把消息轉告給我，並善意地勸告奧羅。

　　奧羅知道什麼？我在擺弄發報機，這她肯定是知道的，儘管我們從未談起過發報機的事情。不論在但澤還是在波蘭，她都未見過我的同事。在瑞士她認識吉姆、倫和赫爾曼，但她既不知道赫爾曼的名字，又不知道他的地址。她也絲毫不知道他被捕的事情。

　　奧羅住在弗朗斯瓦太太那裡，她向她講述了同樣的故事，這樣我們的處境變得幾乎無法維持下去。但那農婦也告訴我，她喜歡我並且知道我不會幹什麼壞事情，她自己早就反對希特勒。她絕對不願意我發生什麼不測，她理所當然什麼都不會說出去。她對奧羅非常生氣，不願意她住在自己家裡。

　　這兩個截然不同的女人就這樣幫助了我。

　　我把我對米莉雅的母親說過的話，也告訴了弗朗斯瓦的妻子，我說，奧羅說的那些蠢話大多數都是她想像出來的，但是我並未隱瞞我要為反對法西斯主義做點事情的願望。

　　米莉雅的母親得到簽證以後也走了。她向我保證，整個事情無論到什麼地方她都不會提起，即使對她的孩子們也不說。米莉雅多年裡一直滿懷深情地把給我的包裹寄到父親那裡。在我覺得自己的處境允許的時候，便於1946年冬季給她寫了信，我還收到了回信。下面我要引一段米莉雅回答我母親的一封信中的話：

　　你簡直無法想像，當我在信封上看見你的手跡時，我有什麼樣的感覺。我是那樣地幸福。維爾納寫道：「讀你的信是一件長時間以來最美麗的事情。在這樣長時間的停頓之後，越過如此遙遠的距離，我向你保證，我依然保持著我們舊日的友誼。」

　　＊＊＊

　　我不可能再給他們寫信，因為我的處境變得惡化了，我的一封信也許會給他們造成傷害。

　　我必須經常去日內瓦。阿爾伯特對待奧羅的事情並不那麼認真，但是我非常擔心，我不在家時她會把尼娜領走，把她帶到德國去。這樣我就等於失掉了這孩子。在這段時間裡，凡是我出去的時候，倫總是以他那無畏而鎮靜的方式幫助我，始終讓尼娜寸步不離自己，弗朗斯瓦的妻子也答應我，密切注視奧羅。不論什麼事情，總是要發生的。這中間她又向她的理髮師講述了我們的事情，可他是反對希特勒的，根本不想過問這種事情。我在尋找一個安全的地方，讓這孩子離開奧羅，我在鄰省找到一家講德語的「陽光」寄宿學校。它是按照薩萊姆城堡鄉村寄宿學校的現代方法辦學的，那家鄉村學校的校長在希特勒時代到英國去了。在「陽光」學校裡充滿了一種令人心情愉快的氣氛。

　　倫和我決定離開庫克斯，在日內瓦找一處住宅。由於我為阿爾伯特做的事情越來越多，這種遷移更顯得必要。

　　米沙已經習慣了他的英文學校。教師們都認為他聰明，竭力挽留他，但我不能把他放在那裡。奧羅一旦得知尼娜走了，她會跪到學校去，在他身上做出難以想像的事情。我也想當尼娜突然離開我們的時候，至少讓哥哥在她身旁，因為她離不開他，對他充滿了深情。就這樣，米沙必須再一次換個環境。

　　在庫克斯誰都不知道我把孩子帶到哪裡去了。尼娜在一個對於她來說完全陌生的環境裡。當我們告別時，她緊緊地抓住我大哭大叫。米沙自己幾乎流出淚水，他擁抱著她，安慰她。對於我來說，這是一個罕見的令我灰心喪氣的時刻。我這是對孩子們做了什麼呀！陷入包圍之中的瑞士，赫爾曼被捕，奧羅的告發，我還能再見到自己的孩子嗎？

　　當我們在庫克斯把自己的東西打點好之後，我和奧羅談了一次話。她變得蒼老了，表現出越來越強烈的歇斯底里特徵。我告訴她，我把尼娜和米沙送走了，她要習慣於這種離別。孩子們都受到了可靠的保護，至於我會發生什麼不測，我一點都不在乎。她瞭解我，也知道我不害怕。這是我第一次暗示，我知道她的告發。奧羅身體僵直，嘴唇發紫，突然倒在地上。這樣的突發病，她曾經在幾個月之前發生過一次。她傷心地哭著並對一切表示懊悔，幾天以後她便回德國去找她的弟弟。

　　對此我想過許多，為什麼會發展成這個樣子，這是否該怪我自己，因為我相信了一個不可靠的人。

　　奧羅的政治信仰，既無理論知識做基礎，也與聯繫著她的家庭的階級意識無關。奧羅對我最小的孩子表現了一種病態的、過分的愛，當她下定決心放棄這種聯繫的時候，便發生了道德的和政治的墮落。

　　奧羅返回德國之後，主動找到我家一個熟人，給她在一家幼兒園裡找到一份工作。幼兒園的女院長收留了一些受到種族和政治迫害的兒童。當幼兒園的一條規定觸怒了她時，奧羅又在這裡進行了一次告發，但由於她的態度又是那樣引人注目，被園長及時發現，並及時把孩子們轉移出去。這是我1945年以後聽說的。

　　我們離開「鼴鼠崗」。山裡的風光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在所有的季節，在各種各樣的心境中，我都能認出它來：春天的空氣，白雪皚皚的法蘭西阿爾卑斯山後的夏天的落日，日內瓦湖，蒙特呂斯的陽光、附近山崗上的冷杉樹林，草地和圍繞著房子生長的許多花兒。這風光是永遠享受不盡的，它是我每日的歡樂，離開這裡的風光，我的心情是非常沉重的。

　　我們從庫克斯搬到日內瓦，阿爾伯特很滿意，因為我除了發消息之外，還要為他訓練一個報務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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