諜海憶舊(48)_魯特·維爾納

四八

　　倫與赫爾曼於1941年夏天的會面，是關於德國同志的最後一條消息。

　　戰爭又延續了四年。我擔心赫爾曼在健康方面能否經得住拘留。今天若要青年一代明白，我們是怎樣不僅獻身於我們的事業，而且為它做出了什麼樣的犧牲，又是怎樣不假思索地做出這些犧牲的，是一件困難事情。赫爾曼經歷的是什麼樣的生活啊！在德國從事地下工作，受到叛國案審判的威脅，在西班牙進行武裝鬥爭，在蘇聯接受情報工作訓練，在瑞士從事地下工作，我們一道工作的時候，赫爾曼已經31歲了。難道他不想愛一個姑娘、結婚、生孩子？他放棄了這一切。他在瑞土的被捕恰恰發生在他開始工作的時候，這對他是個沉重打擊，不過，他在拘留期間仍然做了許多工作。福特在他那本變節性的手冊裡居然歎息什麼為赫爾曼籌措經費對他來說是徒勞無益和白費精力！

　　1958年秋天，當倫和我在柏林接受「反法西斯戰士獎章」時，我們帶著我們的彼得參加了授獎儀式，他當時已經15歲了。

　　突然在我身後有什麼人喚了一聲「索尼婭」，那是赫爾曼。

　　我們互相看著對方，我們擁抱，二人眼睛裡都含著淚水。彼得從未見過我會這樣，站在一個角落裡看著。我告訴他：「這位同志在我們的反法西斯鬥爭中被捕過。他受了折磨，但他什麼都未說。否則我現在也許不會坐在這裡，根本不會有你。」

　　彼得兩眼閃著亮光說：「他能跟我們一起回家嗎？」

　　赫爾曼跟著來了，我又經歷了第二個令人高興的事情。他告訴我他結婚了，有五個孩子。這是生活中多麼美麗的日子啊！後來我們也結識了他的妻子，我們很喜歡她。

　　1939年底我辦理完離婚手續。在這之前我進行了長時間的諮詢，配偶雙方的國家正在打仗，我要知道，這樣兩個人結婚都需要什麼手續。這會招來許多麻煩。我的德國護照早已過期，若是英國當局不承認這個護照，我就什麼證件都沒有了。英國人允許跟沒有證件的人結婚嗎？當局若是承認我的舊護照，我作為一個德國公民是不受歡迎的。英國人若是把我看成流亡者和受希特勒迫害的人，我同樣是不受歡迎的，因為有許多獨身的流亡女人花掉她們的最後一分錢，以便通過假結婚到英國去。

　　奧羅知道我要結婚的計劃。她希望我由此而減少擔憂。她與吉姆和倫相處得很好，每當他們來訪時，都給二人以最好的照料。她與米沙的關係越來越惡化，她始終寵愛尼娜。

　　＊＊＊

　　給父母的信：

　　1939年11月29日

　　……若是有誰說幾句米沙的好話，奧羅立即會反駁，並開始講尼娜的事情。維爾納告訴我，他問米沙：「媽媽好嗎？」

　　米沙答：「媽媽很好。」

　　「奧羅呢？她健康嗎？」

　　米沙答：「太健康了。」

　　＊＊＊

　　這是很不容易理解的，在這樣一個嚴峻的時代，在一個捨己為人的老年女人和一個絕對不是頑皮或者難對付的小男孩之間產生這樣的矛盾。我一再設法公正地對待二人，並且開始為米沙擔心，因為這種緊張關係會對孩子產生不良影響。

　　1940年2月，我終於辦妥了結婚的一切證明材料。儘管這只是「紙面上的婚姻」，我們還是願意選擇一個良辰吉日。我們選擇了2月23日，即紅軍誕生的日子。

　　我們的結婚戒指簡直像是紙做的，我們是在維維伊平價商店買的，一個馬克一隻。誰若是喜歡羅曼蒂克，他會記起來，那裡是我們第一次接頭的地方。當被問到證婚人是誰的時候，我絲毫沒有準備，臨時拉婚姻登記處的看門人和一個職員。中午奧羅給我做了蛋糕。

　　英國駐日內瓦的領事館接待了我，當我根據結婚證明材料填寫英國護照時，他們表現得頗不友好。兩周以後，即1940年5月2日，我得到了這份珍貴的證件，其餘的德國流亡者好羡慕我。

　　倫搬到「鼴鼠崗」上來。他是一個體貼人微和照顧周到的配偶。這一場婚事對於他來說肯定是一次重要經歷，他成了這個家庭的一部分，感覺到溫暖和關照，只要奧羅和米沙不拌嘴，就能生活在一種歡樂而平靜的氣氛中。我們是通過工作和危險聯結在一起的同志。我們二人立即想到了人和書籍。我們每天都有意識地去經歷那美麗的風光。倫對孩子的理解，特別是對米沙，是值得欽佩的，即使孩子們現在都長大了，他也從未改變過。

　　雖然我們在許多方面都是一致的，也仍然有困難。我當時並不瞭解倫是一個怎樣複雜的人，對待他的態度是錯誤的。我低估了他的敏感性，他那毫無根據的不信任，我面對他那經常的情緒變化，面對那無法說清楚的沮喪情緒，我感到手足無措。我對他那種面對在我看來無關緊要的小事情上表現出來的拘泥態度感到不耐煩，我那些迅速的，常常是過分果斷的決定，給他以專制的印象，這些都加強了他的精神煩躁。

　　1940年春季，丹麥、挪威、荷蘭、比利時和盧森堡，都遭到法西斯軍隊鐵蹄的踐踏。每一次可怕的打擊，都令人感到，瑞土也將遭到同樣打擊的危險即將來臨。米沙的學校必須關門，家長們都把孩子領回家去。在庫克斯沒有另外一座學校。我不願意把九歲的孩子送走，於是我決定把他送到一家英國住宿學校去，這家學校坐落在庫克斯山下不遠的格利翁。這是一家費用較貴的學校，但是經過測試，校長對米沙的成績感興趣，他建議只收減價學費。我現在是英國女人，他認為孩子的教育應該在英國繼續下去。

　　米莉雅和維爾納終於得到了他們的簽證，他們是1940年春季離開瑞士的。我給家裡寫的信中說：

　　最近幾個月，像從前一樣，我們成了好朋友，他們都這麼可愛。這簡直是個奇跡，恰恰是這樣的人住在這裡。我們的關係沒有籠罩任何陰影。①

　　①從這時開始，我的信件都是用英文寫的。

　　米莉雅的母親最初留在蒙特呂斯，她尚未得到簽證，我答應照顧她。她從波蘭來，17歲就嫁給一個猶太教經師，她恨這個人，後來離開了他。現在她是一個體弱多病的老婦，十分擔心自己的女兒和外孫。

　　米莉雅和維爾納走前曾經滿懷憂慮談到我的未來。那時他們不知道我的工作，他們也不理解，為什麼我要留在瑞士，這是一個隨時都可能被德國人佔領的國家。他們勸我們趕快去英國，因為我現在有這種可能性。難道我會認為這本護照能在納粹面前保護我嗎？

　　我已經想不起來，我們在進行這樣一種談話時，奧羅是否在現場，要麼就是她自己產生了這種想法，以為我們要遷往英國，而她拿著德國護照是沒有可能跟著一塊兒去的。反正這種思想在她身上以不健康的形式表現得很牢固。她幾乎不再吃飯和睡覺，她哭著說，沒有厄娜她無法生活。我曾經多次勸她平靜下來，當我建議她休假的時候，她表示拒絕，並且說：「我會眼巴巴盯著你們的。」此後便產生了一種令人可怕的氣氛。有一天奧羅打點好自己的衣物，搬到與她要好的朋友，農民弗朗斯瓦妻子那裡。她把自己的威脅變成了實際行動，她長時間地坐在我們小房子上方的一條板凳上，用望遠鏡觀察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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