諜海憶舊(47)_魯特·維爾納

四七

　　第二次拜訪時，我同樣也遇見了阿爾伯特的妻子，這是一個德國女同志，我立即與她建立了聯繫。萊內與阿爾伯特不一樣，她生性活潑，機智，愛說話，當然是在秘密工作允許的範圍內。他的孩子一個10歲，一個14歲，還有萊內的母親，這是一個完美的家庭。

　　對於我來說，結識萊內這樣一位女同志，是非常有意義的，我可以時常到她家裡來，在一位科學家及其精力充沛的妻子的和諧婚姻生活的氣氛中，我感到十分幸福。

　　只要一想到萊內，眼前便浮現出我們共同回憶早年作為共產黨員的情景，我們討論各種書籍，但更經常的是我看見我們在大笑。我們開許多荒唐的玩笑，阿爾伯特卻以不贊成的目光看著我們，因為他不是個無憂無慮和輕浮的人。這反到刺激我們鬧得更歡。

　　萊內對文學感興趣，有寫作才能。她出身自工人階級家庭，青年時代生活並不寬裕，她必須親自學習各種知識。

　　1959年，當萊內已經不在的時候，我在我的那本《奧爾迦·貝納裡奧》裡寫到過她。萊內作為一個非常年輕的女同志曾經在柏林我們的中央委員會裡做過辦公室工作。有一次薩寶，共產黨帝國議會代表阿圖爾·埃沃爾茲的妻子，在那裡看見她在哭。萊內啜泣得十分可憐，因為一個同志口述了一篇糟糕的德文稿，而她的知識又不足以修改這篇口述記錄。薩寶設法讓她進一所夜校正式學習德文。萊內於1936年在法國解救奧爾迦和薩寶的工作中起了重要作用，她們被一隻德國船從巴西運回來，要交給蓋世太保。解救未成功，因為這只船並未停在預定的海港①。這些細節是米娜·埃沃爾茲，阿圖爾·埃沃爾茲的妹妹，薩寶的親密朋友在1959年告訴我的。她當時也參加了解救活動。米娜·埃沃爾茲曾經生活在波茨坦一所名叫「奧爾迦·貝納裡奧」的養老院裡。

　　①見《奧爾迦·貝納裡奧》第282頁。

　　中央交給我發阿爾伯特的消息的任務以後，我非常高興，現在我的發報機可以充分發揮作用。在最初的三個月阿爾伯特總是把他的無線電報稿抄得清清楚楚地交給我，而我則勤勤懇懇地工作。除了我的消息之外，我還去取阿爾伯特的稿子，把它們譯成密碼，夜間用我的發報機發出去，我還要破譯中央給他或者給我的回答。我把這些回答帶給阿爾伯特，再取回新的消息。從庫克斯到日內瓦的路途大約花費了3個鐘頭。倫和吉姆的訓練也在繼續進行。

　　倫想出一個主意，準備一隻手電筒，用它來運輸阿爾伯特的稿子。他把一隻電池掏空，在它的底部裝上一些鉛，以保持它的正常重量。我們把寫在薄紙上的稿子卷起來，塞進剩餘的空洞裡，然後再把電池塞好，表面上與別的電池沒有區別。我們採用了一個少耗費電量的燈泡，但卻有正常的亮度。

　　通向我們那棟房子的路上沒有路燈，我們晚上回來時，一定要隨身攜帶一把手電筒。後來，當瑞士人也必須實行燈火管制的時候，手電筒便成了所有人不可缺少的陪伴物。

　　納粹德國要求中立的瑞土實行燈火管制，因為城市燈火能給英國轟炸機指示去德國和意大利的道路。瑞士是言聽計從的，它同樣也給德國製造大量的武器，德國的戰爭物資大部分都是通過瑞士運到意大利去。為了不造成錯誤印象，應該說瑞士人民中的絕大部分是拒絕法西斯德國的，並且痛恨希特勒。

　　如果不發生令人擔憂的事情，我是願意做這樣多工作的。我已經不記得，我是怎樣維持赫爾曼、倫、吉姆、我自己的家庭和奧羅的生活的。這中間從別的國家匯款過來的一切可能都中斷了。當中央通過我的發報機通知阿爾伯特有一位同事來訪，並為我們小組捎錢來的時候，我的心情變得十分輕鬆。他是3月份來的，給阿爾伯特帶來一台自己的發報機，但卻未給我帶來資金。我不記得我是怎樣解決這個問題的。

　　我在前邊提到，1939年12月我們遭到一次打擊，比缺錢還厲害。

　　一切都安排妥當之後，赫爾曼從我這裡取走他自己的機器，並在弗裡堡省「玫瑰女」城堡的住宅裡準備發電報的工作。我從未到他那裡去過。大約一個月以後，我們在蘇黎世或者在伯爾尼見面。他交給我一些消息，讓我轉發給中央。從此以後他用自己的發報機工作。

　　1939年12月第二次見面時，赫爾曼沒來。替補會面他也未能遵守。我等待幾周，然後按照我們的約定，我從日內瓦的一個電話亭裡給他的城堡打電話，一個陌生的聲音說，他已經不再住在那裡。

　　赫爾曼於1939年12月11日被捕了。當時我並不知道，但我估計可能是被捕了，於是我把自己的猜測彙報給中央。自然，中央瞭解赫爾曼在我家裡與安全官員相遇的事情。

　　我能為赫爾曼做什麼呢？我找了一位律師。我與瑞士的黨毫無聯繫，與個別的同志也沒有私交。這位律師我在上海時就認識，他曾經在那裡援救過被捕的諾倫斯一呂格同志。電話簿裡有他的開業地址。我提醒他我們在中國見過面，幸運的是，他居然認出了我，我把赫爾曼的事情告訴他，當然並未提到我們的服務單位或者蘇聯。他答應去問個究竟，一段時間之後他證實赫爾曼的確是被捕了。他告訴我另外一個律師，說他可以想辦法援救赫爾曼。

　　後來，大家都知道赫爾曼被捕了，而他又是個德國人，蓋世太保要求引渡他。他被納粹在一次叛國案審判中宣佈判處死刑。瑞士官方並未遵循這個判決，因為他們要以自己的方法起訴赫爾曼。

　　我必須考慮，他於1939年9月份到「鼴鼠崗」我家裡來，官方是知道的。我暫時停止了發報工作，但仍在繼續教倫和吉姆。突然中斷聯繫是毫無用處的。倫是我的「未婚夫」，他和他的朋友多次到我家裡來，是自然的事情。我自己很少去他們的公寓。

　　沒有人能去瞭解赫爾曼的處境。後來我得知，並未向他詢問我的情況。也許是我們的希望變成現實，這類案件通常是由地方審理的，而我們這個省在法律上是與弗裡堡省不相干的。當時曾經約我產咖啡館，而今由於意外事故而死去的那個安全官員，可能與官方的疏忽沒有關係，赫爾曼認為就是由這個官員造成的。這其中一定存在著什麼原因。也許那個官員真的沒有記住我的地址。除了認真細緻之外，我在執行任務的這些國家見過許多無能的安全官員，我根本沒有必要花費腦筋去推測這種事情。

　　赫爾曼最初經歷了一段痛苦的日子。他未受到肉體上的虐待，但卻遭受了某種形式的折磨。他們讓電燈一直亮著，審訊一直進行到赫爾曼精疲力竭，還用引渡威脅他。他後來被判刑，只是因為他違背了護照法，而處罰也是輕微的。直到戰爭結束，他一直被拘留，但享有某些自由，例如1941年夏天，那時我已不在瑞士，他見到了倫，後來還與吉姆見過一面。這些會面都是那位我從未見過面的律師安排的。

　　在與倫會面時，赫爾曼事先得知，在到達日內瓦火車站以後他應注意一個仿佛因為刮臉負了傷而面頰上貼著一塊橡皮膏的年輕人。這位同志將在傍晚與他會面。除此之外，倫還把中央的問題轉告他，問他能否幫助那些從德國逃出來，如今關押在瑞士的蘇聯軍官。我相信，後來赫爾曼在組織蘇聯軍官逃回家園的複雜工作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此外有趣的是吉姆在他的書裡常常寫到為赫爾曼弄錢的事情。赫爾曼曾經從倫那裡得到100美元，他在與吉姆會面時未得到過一分錢。據赫爾曼說，在那段時間裡他從別的渠道收到過3000美元。那些軍官們在逃亡的路上需要衣物、錢和食品。戰爭結束時，中央把這筆錢還了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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