諜海憶舊(46)_魯特·維爾納

四六

　　在英吉利海峽傑茲島上的採石場工作著一個從前的海員，他曾經駕駛帆船周遊過世界，他的原籍是愛爾蘭，姓莫利埃蒂，70歲，寬肩膀，2米高。他曾經在美國海港城市西雅圖居住過十幾年，這座城市在美國工人運動史上所起的作用大約相當於我國的漢堡。莫利埃蒂在那裡參加了革命的無政府主義的世界工業工人協會。倫可以當他的孫子，他向倫講述了捕鯨船上海員的起義，海港工人的罷工，講述了被敵人謀殺的革命者焦·希爾，講述了西雅圖的遊行，群眾集會，在這些集會上發表演說的傑克·倫敦，他的作品是倫最喜歡的讀物。這位老人的階級意識，他的革命激情，他關於工人階級鬥爭力量和羅曼蒂克的敘述，都對倫產生了重要影響。

　　在庫克斯的時候，我從秋天到春天都滑雪。早在波蘭時我就多次練習過，在瑞士時我經常與維爾納進山區去。我們從1000米的高度直達超過2000米的高度，幾乎到達納耶的羅歇爾山峰，再從那裡風馳電掣一般沖下陡峭的山坡。我是有把握的，倫同樣對此也很感興趣。可跟著我做這樣長途滑行，對於他來說是過早的考驗。他那無所畏懼的精神這一次得到一個壞的結果。他從陡峭的山坡上飛馳而下，沖到一個大冰塊上，他受了傷，還折斷了雪橇。沒有任何人在我們附近。我們在嚴寒當中費盡九牛二虎之力才走下山來，而在這裡步行是很危險的。在這次滑雪旅遊當中我才意識到，我是多麼喜歡倫。

　　作為一個年事已高的女人，我現在（1974年2月）要從當前的角度補充幾句話。幾天之前我把幾頁稿子又看了一遍，於是我產生了一些懷疑，在這篇報告裡，個人的東西是否講得太多了。有誰會對喜歡滑雪，或者我與倫的關係是怎樣發展的感興趣呢？

　　我放下稿子，像每天晚上一樣，我要讀兩三個鐘頭的書。這一次讀的是《在索倫特過聖誕節》。瑪莉埃塔·沙吉娘描寫了列寧與高爾基之間的友誼和爭執。我懷著巨大的興趣讀這本書，因為像許多其他同志一樣，我從青年時代起就受到過高爾基的重要影響。在我15歲的時候，高爾基的小說就激起過我的熱情，使我成了一名共產黨員，兩年以後，列寧的著作以其對理性的召喚鞏固了我的感情。在我生活的一切紛亂中，我保持了共產黨人的本色，這一點我要感謝列寧。

　　八十多歲高齡的沙吉娘同志，在她的書中回顧自己青年時代時寫道：

　　夏天（1906年——著者注）在瑞士，我和當時尚年輕的母親一起從蒙特呂斯或者格裡翁出發……攀登納耶的羅歇爾山峰，我們漫遊了一整天……納耶的羅歇爾！10年以後，1916年12月，列寧在給伊內斯·阿爾曼德的信中寫道：「您滑雪嗎？您一定要做這件事！您學習吧，您為自己弄一副雪橇，您一定要到山裡去。」

　　＊＊＊

　　讀到這裡，我停下來。

　　每個人都知道，列寧的工作非常多和緊張，但是多麼精彩啊，他也滑雪，給一個年輕女人的信裡還寫上：您要去山裡，您一定要滑雪。

　　我幾乎要從手稿裡刪掉，我是多麼想這樣做啊！

　　不只是列寧，列寧夫人也加強了我的信念。沙吉娘同志描繪說，據她所知「納捷日達·克魯普斯卡妮很生氣」，因為她與「列寧在舒申斯科伊的時間總是這樣安排，仿佛他們「無別的事情可做，除了翻譯維布①著作。簡直是胡說八道，他們年輕並且互相愛著對方。」

　　①希德尼·維布（1859—1947），英國經濟學家、政治家，費邊社和工党領袖，著有大量主張社會改良的經濟學著作。——譯注

　　我仿佛看見瑪麗埃塔·沙吉娘于1906年在太陽光底下沿著「我們的道路」在攀登納耶的羅歇爾，我隨著她的描寫仿佛看見列寧十年之後在瑞士生活、工作並為他的國家準備革命。

　　我不再繼續講述我的過去，但是我很想告訴這位老同志，23年以後，我在納耶的羅歇爾山峰下一棟瑞土農民房屋裡，坐在我的發報機前為遭到威脅的列寧的故鄉發電報。

　　1939年底，中央問我有沒有一種可能性，給羅莎·台爾曼轉送一筆錢去。

　　這時我才弄明白，不但她，就是恩斯特·台爾曼與紅軍都絲毫沒有關係。從詢問的方式也可以看出來，這是一次援助和支持行動，我們有這種可能性，應該充分利用。

　　於是我想到派奧羅去。她在德國有一個弟弟，可以到他那裡去度假。德國人可以來往旅行。奧羅不到60歲，矮小，灰白頭髮，不顯眼。不但瑞士人，連德國人也不會注意她。她表示願意去。

　　我們有一把衣服刷子，木柄上有一個空洞，我經常用它運送錢。奧羅攜帶著刷子毫未受干擾地到了德國。羅莎·台爾曼深受感動。在德國從事地下工作的同志，任何人都不准接近她，而現在卻從蘇聯來了這種支援的信號。羅莎說，花這些錢是很難的，因為人家知道她到底有多少錢，她的每一張鈔票的號碼都記錄在案。不過，單是居住在蘇聯的德國同志發動了這次捐贈這個事實，對於她來說就是一個巨大的道德勝利，它比這個可觀的數目具有更大的分量。

　　1939年冬天我從中央得到一個新的任務：讓我去會見一位同志。當我把密碼譯出來以後，我猜想，這個陌生人要麼立即離開瑞士，要麼進行一種密切合作，否則不會把這種細節告訴我。我乘車到日內瓦，找到洛桑大街13號，投了一封信進去，幾天以後，我第二次去日內瓦拜訪那位同志。

　　中央向我交待了一系列問題：他的機構是否還在工作，他的財政狀況如何，有無向中央傳達關於意大利消息的可能性，或者他是否需要通訊聯繫，他能否用自己的力量建立這種聯繫？

　　當我去拜訪他的時候，這位同志言行頗為謹慎。他似乎不太喜歡什麼人徑直闖進他的家裡來，什麼都想知道、什麼都問。

　　一陣停頓之後，我們沉默地觀察著對方。「阿爾伯特」生得矮小結實，傾向於豐滿，他的動作給人以遲鈍的印象。他有一頭黑色頭髮，一雙黑色的眼睛帶有憂鬱的表情。我喜歡他的辦公室，裡面擺滿書籍和地圖，桌上堆滿雜誌和紙條。阿爾伯特給我的印象，他是一個于巴巴的學者。他想從我這裡知道，他的回答能否迅速傳達過去，什麼時能再收到中央的答覆。

　　我遲疑起來。儘管中央請求我幫助他，但並未提起我的發報機。另外，阿爾伯特一個問題還未回答。

　　當我告訴他，一切都會進行得很快時，他才開始描述自己的處境。通過意大利的路是不可能的，儘管這樣，他還是迫切需要與中央取得聯繫。自從戰爭爆發以來，他就沒有了聯繫，許多重要消息放在那裡毫無用處。中央中斷這種聯繫肯定是有原因的，可這對於他來說太可怕了。他的發報機壞了，而他又沒有報務員。

　　我明確回答他說，發電報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我將向中央建議，在找到別的道路之前，向他提供這種可能性。

　　我就是以這種方式認識了山道爾·拉多同志，19歲時他就成了匈牙利紅軍的政治委員，他的一生充滿了兩種熱情：一是積極的共產黨人的熱情，一是在製圖學領域博學的科學家熱情。他在日內瓦開設的「地圖新聞社」是一個極好的合法身份。拉多同志在他那本名叫《朵拉來電》的書中，把這一切都描寫得十分精彩，這本書在匈牙利、蘇聯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國都出版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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