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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


  8月23日,也就是蘇聯和納粹德國簽訂互不侵犯條約的那一天,我在蘇黎世遇見赫爾曼。我們討論了好幾個鐘頭,能與一個有經驗的同志把心裡話都說出來,對於我是有益的。斯大林與希特勒簽訂互不侵犯條約,促使我們思考許多許多。我們知道,西方勢力希望共產主義的蘇聯和納粹德國兩敗俱,他們做個幸災樂禍的第三者,應該阻止這種情況的發生。但是人們必須排除感情因素,只有用理智才能做出正確反應。

  大約在同一時間,我等來了吉姆。14天之前,倫在美因河畔的法蘭克福最後告別了他的房東,自稱去倫敦長期度假,實際上他去了泰格恩湖畔①。他想再一次重返法蘭克福去放置燃燒劑。他打算把小炸藥包放進齊佩林飛船的船艙裡,燃燒之前他應該遠離那裡。現在他在泰格恩湖畔等待著吉姆的返回和我的最後指示。

  ①泰格恩湖是德國上巴伐利亞著名風景區,位於慕尼黑東南的阿爾卑斯山麓,周圍環山,有森林和草場。——譯注

  我十分不安地注視著政治形勢的發展,倫也開始擔心戰爭是否會使他無法在德國住下去。他居住的那家飯店客人越來越少,倫已經是那裡的惟一外國人。法蘭克福的情況也不會是另外一副樣子。他的任務是等待吉姆,執行關於齊佩林飛船的計劃。這期間我問過中央,兩個英國人在這種形勢下要不要留在德國,還在吉姆的逗留期間,我得到消息,把他們二人接到瑞上來,並把他們訓練成報務員。我們立即給倫發去一封電報,恰好在戰爭爆發之前,他到達蒙特呂斯。

  8月27日瑞士軍隊實行總動員。庫克斯的最後一批客人匆匆離去,飯店都空了,商店也都關了門,只有小副食品商店為農民敞開著。我們像所有瑞士人那樣,為了應付戰爭危險,購買了兩個月的食品儲存起來。

  9月正日,但澤被希特勒軍隊佔領。我想起了在那裡的我的那些朋友們。他們處境怎樣?他們的工作現在顯得特別重要。幸好這時我們的發報機已經準備停當。

  隨著希特勒軍隊入侵波蘭,1939年9月3日宣戰。

  * * *

  致父母親的信:

  1939年9月5日

  事情終於走到了這一步,人們對它還根本無法理解。請儘快寫信告訴我,它對你們有多大影響。我們可以繼續享受這個國家的客居權利。我將繼續住在這座山上。我的許可證即將到期,但是人們會給我延長,因為我無處可去。在這裡日子過得是寂寞的。火車交通受到很大限制,我只能很少有機會下山去……

  令人奇怪的是,落日仍然時刻是那麼美麗和寧靜,孩子們那無拘無束的快樂心情,令我感到十分陌生。

  1939年10月寄往倫敦

  我現在聽不到你們多少消息,信件走得很慢。這中間我將寄出一些用英文寫的明信片,它們肯定會走得較快。我無事可做,只能偶爾幫助農民割草。流亡者不許得到幫助。這裡山上組織了紅十字。但是除了往枕頭上縫鑲邊之外,我無事可做。我覺得自己像是這個時代的寄生蟲。所以我報名為傷員輸血。

  上周我去了日內瓦。布萊洛赫一家請我在那裡過夜。他們一直還是特別友好。羅伯特·戴爾也在那裡。對於他這個年齡的人來說,他的精力充沛得驚人。我們交談得十分熱烈。

  * * *

  幫助農民割草是我一天的工作。每兩周我在夜間發一次電報。每次拜訪布萊洛赫,我常常向中央發一次電報。

  我是在別有用心地竊聽那些與我要好,友好地接待和信賴我的人們嗎?如果這樣看就錯了。我對國際上發生的事情感興趣,準確地追蹤著各種事件,這使我有可能在較高的水平上討論這些問題,而像羅伯特·戴爾這樣信息靈通的新聞記者感到高興。其實我與他談話時也並無特殊目的。自然,由於經歷的多,也就練出了這樣一種本領,常常把討論引到對蘇聯有益的事物和意見上來。在這些談話中,比如說我所得到的關於互不侵犯條約或者關於戰爭開始的解釋,在國際聯盟工作人員圈子裡遠比國際聯盟各國的報紙上的反應多得多。當時沒有可供我利用的軍事情報,但政治情報對於中央也是有意義的。我每次去日內瓦都儘量與熟人們談話,回來時雖然兩手空空,但腦袋卻不是空的。

  倫和吉姆住進了蒙特呂斯「伊麗莎白」公寓。在一家店鋪裡我發現了一件討人喜歡的兒童玩具,經過換算只相當於七個馬克,我立即把它買下來,這是一個帶鍵盤、蜂音器、手電筒電池和密碼的莫爾斯發報器。下午米沙用它玩耍,米沙上學的時候,吉姆和倫拿它做試驗,借此進入有規律的學習。

  9月底或者10月初,赫爾曼想利用我的豐富經驗幫助他組裝一台發報機。赫爾曼在我這裡住了幾天。當他在二層樓上擺弄發報機時,來了兩個瑞土秘密警察局的官員。我讓奧羅去警告赫爾曼,他迅速把發報機零件收拾起來,但我不能隱瞞他在我家裡。他必須出示自己的證件,我做出一副尷尬的樣子,因為我是一個正在辦理離婚的年輕女人,在我家裡卻被人發現有一個年輕男人。我已經不記得關於我們的收音機他們問了一些什麼問題。我們希望這次來訪只是例行公事,自從戰爭以來,形勢的惡化是常見的事情。

  瑞土的氣氛變得非常緊張和敏感。反間諜組織在加班加點地工作。日內瓦作為國際聯盟所在地是一個國際性的焦點,它吸引著各國的特務和一系列不明身份的外國人,在這座城市裡流傳著各種各樣的小道消息。

  隨著戰爭的開始,業餘通訊聯繫被禁止。這樣一來像我這台個別的發報機很容易被發現。瑞士的探測技術手段遠比波蘭發達。

  總動員以後,一隊瑞土士兵,大約有30人,遷入我們房子上邊一座廢棄的木板房裡,距離我們大約有200米,這種條件對於我的工作是不利的。

  秘密警察局的官員到家裡來過之後,赫爾曼和我在漆黑的夜裡,把我們的發報機藏到「鼴鼠崗」下邊茂密的森林裡。我們在房子右手的森林裡有一個良好的隱藏處,但是站崗的哨兵或許能夠從木板房那裡聽見或者看見我們。下山既陡峭又沒有道路,我們只能儘量輕輕地行動。把兩個像唱機那麼大的發報機在黑暗中埋藏在樹根和灌木叢中,要花費艱難的勞動。我們爬行著,渾身浸透汗水,兩隻腳是濕的,雙手也劃破了,我們緊緊地抓住灌木再爬上來。

  忽然,赫爾曼氣喘吁吁地停下來。

  「輕點,赫爾曼,輕點,」我悄聲對他說。

  當他又能說話時,他告訴我:「用一葉肺,這可沒那麼簡單。」這時我才知道,他在西班牙喪失了一葉肺。

  我們必須考慮,官員的來訪可能會帶來什麼後果,令我們特別擔心的是,赫爾曼持的是芬蘭護照,我們仔細商議了,萬一他被捕,我們應該怎樣說。

  次日清晨有兩個陌生人沿著直通我們房子的小道走了下來。在遠處我們就看見了他們。我們已經把發報機藏起來了,零件也不在屋裡,我們不能讓奧羅和孩子受到干擾。赫爾曼非常鎮定地看著他們,我心想,他要說的話,一定會與我要說的話一樣。

  兩個陌生人來到近處,原來是兩個士兵。他們圍著我們的房子轉了一圈,多次停下來,不一會兒便又撤回去了。這是一次令人奇怪的,無法解釋的行動。

  幾天以後我接到通知,說瑞士安全部門的什麼人要在洛桑一家咖啡店與我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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