諜海憶舊(42)_魯特·維爾納

四二

　　在那以後不久，又有第二個英國同志來到瑞士，他是我以同樣方式爭取來的。自然，吉姆和倫在西班牙時就認識。我第一次遇見倫是在1939年的衛月份或者2月份，在維維伊一家平價商店門前。他當時是25歲，有一頭濃密的棕色頭髮，眼眉連在一起，一雙灰綠色明亮的眼睛。他顯得瘦削，但身材健壯，肌肉發達。既靦腆又好鬥，給人一種朝氣勃勃，不成熟的印象。與吉姆相反，他在物質方面要求不高，感覺非常敏銳。

　　當他聽說要他去德國從事危險工作時，便開始喜形於色。我向他解釋說，德國的同志們多麼困難，英國人做這件工作有什麼優越性。他把這項新的工作視為他在西班牙土地上所進行的鬥爭的繼續，是他的生活的最高峰。他只是擔心一點：他是否有足夠的能力去完成這項光榮任務？我相信他會盡最大的努力。他聰明、博學，是個好的觀察家，在組織工作方面有些笨拙，在抛頭露面方面不像吉姆那樣自信。他給同事們的印象，是個令人喜歡的、謙遜的年輕小夥子。

　　倫應該去美因河畔的法蘭克福定居，設法與法本公司取得聯繫。當時我把他對待一項危險工作的熱情歸結為他的年輕氣盛，忽視了這背後的政治信仰。後來我認識清楚了，這種熱情是他的性格的一部分，它是不會隨著年齡增長而減退的。

　　1959年，英國和美國的西班牙戰士第一次來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時，通過他們我才瞭解到倫那種極為大膽的無所畏懼的精神。恰恰是這種特性促使一位在西班牙的美國心理學家請求倫作一次「職業性談話」；他之所以對這件事情懷有這麼大的興趣，是因為他迄今為止從未見過什麼人沒有肉體的恐懼。這種無所畏懼的精神導致倫對日常生活的不滿足。如果認為他天生是個冒險家，那是一種誤會。他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國花了20年的時間，以勇於犧牲和忠於職守的精神，一直伏案從事一項重要工作。

　　倫早在西班牙的時候，就成了西班牙共產黨員，回國以後立即又成了他自己的党的成員。現在讓他毀掉自己的黨證，不作任何聲明便離開黨，他的心情是沉重的。

　　他去了美因河畔的法蘭克福，在那裡成了一個樞密顧問的寡婦的「付房租的寄宿客人」。她兒子有在法蘭克福經營布呂特納鋼琴許可證，與年輕的妻子住在母親家裡。

　　倫為自己編了下面的經歷：他父親在戰爭中犧牲了。他的叔叔，即他的監護人，是一個富裕的人，對德國人評價高，希望他的侄子去遊覽這個國家，學習它的語言。

　　這一家人接納了這個年輕的英國人，帶他去劇院，參觀展覽會並設法幫助他學習德文。

　　我們小組的最後一個人，是1939年4月底到達的，他叫弗蘭茨·奧伯曼，別名赫爾曼。接頭地點是伯爾尼的國際郵政紀念碑。我早些時候曾經在那裡等待過他，但是在學校的一次化學實驗中發生了爆炸，赫爾曼在爆炸時從關閉的窗戶逃了出去，玻璃劃傷了他的下巴。他總算幸運，爆炸是在平地上發生的。

　　一個帶有火紅疤痕的地下工作者是不合適的。於是他必須等待疤痕癒合。赫爾曼是同五個德國人一起接受訓練的。所有的人都被派到外國去工作，但是根據赫爾曼的描述，只有他一個達到了目的。在戰前幾個月那種緊張氣氛中，工作任務對於我們這些地下工作者來說是艱難的。赫爾曼到達的時候，奧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已經被希特勒佔領了。

　　赫爾曼在瑞士西部的弗裡堡住下來，最初的幾個月他應該從容不迫地尋找一個合適的住處，然後把他的發報機組裝起來。赫爾曼的遭遇和其他德國共產黨人一樣。自從青年時代起他就加入了組織，積極從事活動，他被納粹逮捕過，後來又去西班牙參加過鬥爭。我與他在一起感到非常放心，只是對他那芬蘭護照不大放心，因為赫爾曼根本不會說芬蘭話。

　　我們那棟田園式的小房子，「年輕母親帶著兩個小孩子」，「老保姆曾經帶大了他們的母親」，這一切都使我們顯得有一個受人尊敬的典型中產階級背景。

　　我們到達三個月以後，即聖誕節時，我把兩個與英國人結婚的妹妹和她們的丈夫請了來。我父親也來到庫克斯。他們的來訪，除了我很高興他們大家來我家之外，對我的公開身份同樣也有好處。

　　我從瑞士當局那裡得到許可，允許我居留到1939年9月30日。1939年初羅爾夫準備起程。他到法國去打聽過並在馬塞找到一所報務員學校，他要在去中國之前到這所學校去學習。他將過流亡者生活並學習第二種職業。這並不奇怪，因為流亡者必須以各種方式艱難度日。他想學習得夠用了以後再離開。

　　在庫克斯最後的那些日子裡，我感到非常孤獨，這裡既沒有文化生活，與人們又沒有多少接觸。我從來沒有讀過這麼多的書，我想盡辦法改善自己的語言知識。不久我便能講一口流利的法語，英語我掌握得很好，我可以用俄語、波蘭語與人對話。今天，除了英語，大部分都忘記了。

　　羅爾夫起程之前，我們結識了一對德國夫婦。我不記得什麼時候再有過這樣好的出身自中產階級的朋友，像米莉雅和維爾納那樣。他們作為流亡者生活在瑞士，等待著去南美的簽證。他們都是我這樣年齡的人，有兩個孩子。維爾納是個好脾氣的，有點軟弱的人，他的妻子嫵媚可愛，思想活躍，從許多方面來看，她都能開闊商人的眼界。我們之間很快變得誰都離不開誰。

　　我父親在兩次或者三次來瑞士做客時，也喜歡上了米莉雅。我在寫往倫敦的信裡說：

　　米莉雅對爸爸的來信非常高興。雖然我非常高興做你的女兒，但我還是要說，你給你女兒的女朋友的信，寫得有趣得多。

　　＊＊＊

　　維爾納和米莉雅住在蒙特呂斯。我們經常見面，常常是整天呆在一起。自然，他們一點不知道我的情報員活動。我像他一樣，靠著我那點「越來越少的財產」過日子。當然，在我們的多次談話中我也讓他們知道，我是非常左傾的。米莉雅在政治方面比她丈夫激進得多。

　　我不記得是通過什麼途徑，也許是通過我的家人，也認識了伊蕾內·弗貝斯一莫塞。她已經70多歲，由於身板挺拔，有一雙藍色的眼睛和滿頭白髮而顯得尊貴高雅。她是歌德的同時代人和崇拜者貝蒂娜·封·阿爾尼姆①的親屬。她的堂兄弟和親近的朋友是1931年去世的國民經濟學家路約·布倫塔諾。她居住在瑞士舍佈雷茲一棟裝演美觀的房子裡。

　　①19世紀德國女作家．著有《一個孩子與歌德的通信》。浪漫派作家克萊門所·布倫塔諾之妹。

　　有教養，從不在乎各種流言蜚語，興趣廣泛，政治上信仰進步自由主義，像貝蒂娜·封·阿爾尼姆一樣。在伊蕾內·弗貝斯一莫塞看來，我這個31歲的人還很年輕。也許是她與年輕人很少來往，所以她由衷地喜歡我，還有後來的倫，對我們的來訪又高興，又激動，待我們如她的孫子輩孩子。有一次我說自己是她的孫女，她流著眼淚說：「你們兩個人真像我的孫子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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