諜海憶舊(41)_魯特·維爾納

四一

　　這位同志認識國際縱隊不列顛旅當中居領導地位的共產黨人。他與他們進行了研究，然後向我推薦艾倫·福特。我向他要了一份生平簡歷，把它寄給中央，並獲得允許，可以吸收艾倫·福特做合作者。我們約定，我尚在倫敦時與他見面，但是他生病了。我去瑞士之前給他留下一個接頭地點。

　　我們於9月份到達後不久，西方勢力便與希特勒簽訂了慕尼黑協定，出賣了捷克斯洛伐克，使希特勒擴張領土的願望變成行動。

　　我給家裡的信這樣寫道：「我們這裡的氣氛自然完全像你們那裡一樣，零度以下。」

　　首先我們在洛桑住在一家膳宿公寓裡，10月上旬我們找到一棟房子，與紮科帕內那棟頗為相似。它位於瑞士法語區的山裡1300米高的地方，距庫克斯村不遠。在山下平地上我們可以看見蒙特呂斯和日內瓦湖和像藍色飄帶一般的羅內河，我們的對面是3000米高的法國阿爾卑斯山，我的後邊是納耶的羅歇爾山峰。這個新家是一棟改成新式樣的農家住房，孤零零地坐落在一座小山崗上，它叫鼴鼠崗。房子的後半截是一個牛圈，裡面餵養著十幾頭奶牛，牛圖上面是草棚。奶牛在房後鮮嫩的草場上吃草。它們是一個叫弗朗斯瓦的農民的，他住在距我步行只有10分鐘遠的地方。很快我們便熟悉了每一頭牛，孩子們給每一頭牛都取了名字。夜間牛鈴的叮噹聲或者不睡覺的奶牛的哞哞叫聲傳進我們的夢裡。

　　房子的正面是由三間臥室構成的。春天的時候，從遠方到來許多客人，欣賞房後那片著名的水仙花原野。花的香味十分濃郁，我們夜裡必須關上窗戶。冬天時初學滑雪的人們從庫克斯的旅館裡來到我們這個平緩的小丘上練習，有誰口渴，便在我們家得到一杯飲料，有誰累了，就在我們小房子前邊的板凳上休息。在別的季節裡這上邊是相當寂寞的。如果誰有一輛汽車，必須停在距我們房半裡遠的地方。只有細細的幾乎看不出來的長滿草的小徑通向「鼴鼠崗」。

　　鄰近有一家幼兒園，裡面也開學校的課程，我在那裡給米沙報了名。在波蘭的兩年，一直由我自己給他上課，現在我驕傲地發現，他的知識遠遠超過同齡的孩子。法語這種新的語言他學得很快。冬天他穿著雪橇穿過草地去上學；出發之前我把一個手電筒拴在他的短大衣上，以便他天黑時能找到路。

　　在「鼴鼠崗」我裝備我的發報機，現在它能覆蓋2000米的距離。屋內有一個砌人牆壁裡的衣櫥，最下層有一個用木板封起來的空格，羅爾夫和我把最下面放鞋的木板拆下來，把發報機裝在空格裡。工作時我不需要把它抽出來。我們把兩個為香蕉插頭準備的洞，用木塞子封起來，看起來像兩個節孔。

　　相對說來，工作進展是順利的，與莫斯科的聯繫也是好的。在技術方面，或許我還應該多學幾手。

　　在第二層的走廊裡有一扇門直接通往草棚。農民是從外面取草的，他永遠不會抵達我們的門，我只有惟一的一把開這扇門的鑰匙。我把器材藏在這裡的草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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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父母親的信：

　　住在狹小的膳宿公寓時，我們還要求孩子們養成聽話的習慣，現在他們可以享受自由，無拘無束地在草地上嬉鬧。我們這裡的風景，不是那種只能在度假時從飯店裡看到的風景，而是經過長時間攀登以後，從一個非常美麗的觀景點看到的風景。對於日常的刷鍋洗碗和涮墩布來說，這種風景簡直是不現實的。爸爸，謝謝你給B寫的信。大包裹到來之前，我得推遲拜訪，因為我那頂用白色的棉紙裹著的時髦帽子在包裹裡。

　　＊＊＊

　　B指的是英國人布力洛奇先生，他在日內瓦國際聯盟的「國際勞動組織」中有一個相當高的職位，對於我來說，他是一個有用的關係。我也結識了他的妻子。她來「鼴鼠崗」拜訪過我，每當我在日內瓦有事情做的時候，都去看望她。我尤其喜歡與她父親羅伯特·戴爾聊天，他是一個左翼資產階級的新聞記者，雖然年事已高，卻依舊活潑、明智、正直。她為「曼徹斯特貧民救濟會」寫稿。

　　假如我父親「給B寫的信」這幾行字已經不存在的話，我的報告裡也不會提到這一家人。他們的存在被我忘得乾乾淨淨，我在閱讀這封信的時候，怎麼也想不起這家姓B的是些什麼人，在後來的一封信裡，我才知道了全名。

　　令我感到遺憾的是，關於在任何信中都未曾提到過的其餘人也是如此。

　　同樣，我也認識了瑪莉，她是國際聯盟圖書館主任。她喜歡說話，認識許多人，有些事情我就是從她那裡知道的。她結交許多不同國家的新聞記者，他們同樣也是些健談的人。通過瑪莉我又認識了卡嘉，這是一個左傾的女記者。我跟她成了好朋友。我們這兩個對政治感興趣的人，經常討論她所獲得的消息。自然，她並不知道我的真實工作。多次去日內瓦時，我都在她那裡過夜，而不需要到任何一個旅館裡去登記。瑪莉和她那個圈子的特點是，每當她得知我偶然在卡嘉那裡過夜時，總是散佈說：「真是這麼心地善良嗎？卡嘉可是只有一個雙人床的房間啊。」這種竊竊私語很少能妨礙我在日內瓦的逗留，這無非是一種懷疑，而這種懷疑卻是接近實際的。說句公道話，瑪莉對於我們是有幫助的。必要的時候，她在瑞士給我弄一份洪都拉斯護照，後來又給倫弄了一份玻利維亞護照，當然是花了許多錢，這些錢被當時的領事館得到了。瑪莉參與一個受美國影響並有複國主義傾向的猶太流亡者組織的工作，所以她有這樣的機會。

　　1938年秋末，我在日內瓦遇見了艾倫·福特，別名吉姆。他當時尚不知道我們的工作與德國有關係，我只是問他是否願意參加國際工作，這件工作像他在西班牙的鬥爭一樣危險。

　　我與吉姆在日內瓦見過兩三次面，談了好幾個鐘頭。這種集中精力的談話是重要的。我注意觀察一切，每一句話，聲調、手的動作、面部表情，談完話之後，還要長時間地回想這些。

　　他理解得不費力氣，還提一些冷靜的問題。他顯得伶俐而精明；這對於我們的工作是有益的；在新的不習慣的形勢下，他會迅速做出反應。在西班牙時他一定證明自己是個勇敢的好戰士。否則人們不會建議他來做這項新的工作。

　　儘管我今天知道吉姆這個叛徒出版了一部可恥的《間諜手冊》，我還是要設法描述出我當時所瞭解的他的形象。在我們整個合作期間，直至微小的細節，吉姆都給我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第一次會面時我就感覺到，他很願意讓自己活得滋潤，講究好吃好喝。第一次談話時，我就發現他有點玩世不恭，但由於這是針對我們的敵人的，我覺得不值得指責。吉姆當時大約30出頭，他長得高大，有些過分肥胖，有一頭發紅的淡黃色頭髮，淡色的睫毛、淡色的皮膚，藍藍的眼睛。模樣看起來還不錯，並且懂禮貌。英國人從他的口音就知道，他是「來自小城鎮的市民」，不過這在德國不會有什麼作用。吉姆應該去慕尼黑住下來，多看多聽，設法認識納粹黨徒，如果可能的話，要與梅塞施密特飛機工廠建立聯繫。我已經不記得我們是否建立了通信聯繫。他既不知道我的姓名，也不知道我的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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