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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九


  海明威的朋友米哈依爾·柯爾左夫和伊利亞·愛倫堡為他們促成了第一次會面。哈奇拒絕講話。「他酒喝得太多,我不信賴這種人,」哈奇說。「況且,他在什麼時間寫作?」他問柯爾左夫,後者懇求他,讓他當一次外交官,至少把他的經歷的一部分講給海明威聽。「海明威寫的好,他那些關於西班牙的報道,是西方報紙上發表的最真實、最優秀的作品,你們不能傷害這樣一個人。」

  哈奇是尊敬柯爾左夫的,經過一番勸說,他表示同意並耐心地回答了海明威提出的關於遊擊隊的鬥爭、炸毀橋樑、拆毀鐵路等許多問題。

  我要補充一句:現在我明白了,為什麼海明威關於西班牙的那本書《警鐘為誰長鳴》會獲得成功。

  我與哈奇的關係不像與安德列那樣密切,但是我也很尊敬他。他和安德列都是能幹的上級領導,在那個並不輕鬆的時代,他們都是好夥伴,正派而勇敢的同志,我相信,他們都親自保護過我。

  多年來,我一直在懷著美好的感情想念這兩位同志,關於他們的遭遇我一無所知。後來我聽說,哈奇在第二次大戰當中,曾經作為將軍在俄羅斯西部戰線參加過戰鬥,幾年之前才去世。安德列在戰爭當中也當上了將軍,他逝世於1972年。我多麼想再一次見到他們呀。

  1937年或者1938年,我在莫斯科逗留時,當時的軍事情報局長喚我到他那裡去。他詢問了我在波蘭的經歷,他對我們為取得居留許可證所做的努力特別感興趣,例如提了些什麼問題,我們如何回答的,我們以什麼身份在官員機構中談判的,在波蘭有什麼樣取得合法身份的可能性,地下工作者怎樣以最合適的方式出現,人們相信你們什麼樣的經歷。我回答的時候,局長手裡拿著我那本蓋著許多延長居留期限公章的護照說:「索尼婭,我知道單單是在這裡就包含了一種什麼樣的鬥爭,使你們在那裡堅持下來。」

  我懷著高興的心情,就這個話題指出羅爾夫的功勞。這位同志給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可是我再也不曾見到他。處於領導地位的同志們在當時是經常變換的。

  我要進莫斯科附近的一所學校,在這裡除了訓練情報員之外,也訓練遊擊隊員。我在那裡開始上課之前,哈奇同志來找我,他通知我說:「你的一個好朋友在莫斯科,他想見你,條件是,要取得你的同意。」

  這個朋友就是恩斯特。

  哈奇把他帶到我這裡。這位職業革命家的第一句話便是:「多麼漂亮呀,你還像從前那樣苗條。」我摟住他的脖子,什麼話都未說。

  恩斯特在同一所學校裡學習,我們在一起的這三個月裡,又恢復了我們的老關係,既沒有矛盾,也不去思考未來的事情。只有一次,恩斯特給我講述了這中間所發生的一切事情之後,他問我是否願意和他一起生活。

  他的容易激動,他的嚴厲和不寬容,即使它們是一個品質高尚的人的特點,也比從前變得更嚴重了;儘管我在蘇聯期間並未親身體驗過這些特點,我還是給了他一個否定的回答。

  恩斯特與我在同一個班裡學習。我保留了在莫斯科的住房,在學校裡我有一張彈簧床,工作時間久了我可以住在外面。所有其他的學生,包括恩斯特,都住在學校裡。除了我和恩斯特,那裡還有5位同志,都是從前的西班牙戰士。

  其中有一位我記得最清楚,他是一個高大而健壯的同志,名叫費利克斯。他是個波蘭人,會講德語,在西班牙受了傷,一隻胳膊不能活動,儘管經過醫生治療,仍然不能彎曲。他勇敢而聰明。第二個西班牙戰士,他的好脾氣和遲鈍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我們的教師是個蘇聯上尉,他訓練我們如何從事遊擊隊活動。他參加過西班牙內戰,紅旗勳章獲得者。他和妻子,兩個孩子住在學校裡。我們學習的是一個遊擊隊員在敵國必須知道的事情,特別是如何利用炸藥。我的化學基礎比無線電理論好得多,也許是由於我在奉天接觸過的緣故。我學習了用所謂的安全炸藥硝酸銨、氯化鉀以及各種添加物如食糖、高錳酸鹽、鋁粉和氧化鐵所進行的一切混合。大多數我今天都忘記了,我在這裡所重複的可能都是錯誤的。

  我們用大炒勺在火上把潮濕的硝酸銨烘乾,我們擺弄這些化學原料的態度是相當輕率的。我們用丙酮、硫磺和鹽酸製造了一種爆炸性的,異常敏感的混合物(我的配方可能是錯誤的),還製造了具有腐蝕性的危險氣體。每一次我們都迅速離開教室,待氣體散盡,我們便把剩下的刺激性固體並不十分謹慎地裝入雷管。事先我們已經把空雷管和電動點火器焊接在一起。我們在外面露天裡把炸藥放在一截鋼軌旁邊,我學習正確地切割和點燃起爆線。除了電動點火器之外,我們還製作導火索點火器。我們及時跑開,並臥倒在地上。

  我們用燃燒劑點燃炸藥,燃燒劑是通過一條橡膠裝置傳過去的。

  我們把一隻表裝在炸藥箱上充當定時炸彈,把炸藥箱裝上壓力點火器,爆炸行駛中的火車。我們採用木箱,是為了使炸藥保持防磁功能。所有這一切都是1939年以前的東西,與今日的技術相比,已是不可同日而語。

  我很願意在這所學校裡學習,令我不快的只是,恩斯特對我們的教師評價不高。並對他表示蔑視、恩斯特已經是第二次學習這門技術了,他以自己那頑強認真的精神學到了許多東西。也許他真的一比我們的教師知道得多、總而言之,他們之間的關係頗為緊張。我總是設法使恩斯特平靜下來,免得產生公開對立。我離開以後,由於他的麻煩。人們把恩斯特調離這所學校。

  學校大概是在新建的運河附近,因為我們小組經常到那裡游泳。那年夏天特別乾燥。最初我們還為經常照耀的太陽而高興,但是當草開始發黃的時候,一我們便叉為農業擔起心來。

  其他人都知道,恩斯特和我早就相識,不過,我們當著他們的面還是互相克制的,誰都不知道我們有一個女兒。

  我在1937年9月24日給父母的信中曾經寫到,我從莫斯科返回波蘭。是繞道斯堪的那維亞各國走的。共飛行了12個小時,與恩斯特分手,我的心情是沉重的。

  到目前為止我們住的那棟房子,被房主賣掉了。由於羅爾夫經常在克拉科夫從事職業工作,而我也是一直在那裡與保加利亞的同志見面,我們便決定離開華沙。我們搬到紮科帕內,在那裡租了一棟我們非常喜歡的木房子。「五月別墅」就坐落在900米以外的高崗上,用眼睛可以望到2000米以外的高山。附近的風光十分美麗,我以極大的樂趣學會了滑雪。我們穿著滑雪鞋去遠處郊遊。

  我寫給家人的信中不再有任何政治性的內容,全都寫的是家庭生活,並且總是那麼高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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