諜海憶舊(38)_魯特·維爾納

三八

　　我的手稿在弗莉達·魯必納那裡得到了最多的賞識。她把它交給一家出版社，這家出版社答應作些修改後可以出版。但是我沒有時間進行修改，我寄希望于某個天才的想法是完全不現實的。看樣子，這部手稿的確是毫無用處。我把它留在了莫斯科。

　　所有六位讀者的意見恰恰反映了那迅速懷疑年代的特點：共產黨人和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是不允許白俄女人（俄羅斯流亡女人）轉變的，而是她一定要停留在敵人的地位上，她要拖著自己的丈夫走向毀滅！

　　那是一個個人崇拜和破壞社會主義法制的時代。忽視這個時代是錯誤的，它在許多人身上都產生過悲劇性影響。

　　當我去索科爾尼基拜訪我的老朋友們時，只遇見了莉薩和孩子們，她丈夫被捕了。莉薩心平氣和而冷靜地告訴我，她丈夫從未犯過反對黨或者蘇聯的罪行。

　　我們倆人做出同樣的解釋。他在工作中犯了嚴重錯誤是可能的。在這個時代，帝國主義分子在反對蘇聯的激烈鬥爭中，會打進大量特務，因此對於那些負責的人來說，區分誠實的同志的錯誤和敵人的行動，是不容易的，但這是可以澄清的。垂死的資本主義在以特別絕望、殘酷和聰明的方式進行反抗，在想盡一切辦法損害蘇聯，從內部破壞這個國家。

　　我像信賴自己一樣，信賴這些朋友，一旦他們遭受到這個時代的結果時，我便感到深深的震驚。我堅信他們是共產黨人，不是敵人，當然，他們可能犯錯誤，結果受到懷疑。我自己在一個軍事機構從事地下工作，這個機構犯一個錯誤，可能危及許多同伴，而犯錯的人則必須為此承擔責任。

　　多少年以後我才明白，這些審判嚴重違背了社會主義法制，分辨清楚這件事情並不那麼容易。

　　卡洛什也是憂心忡忡，有一次他在告別時說：「唉，索尼婭，至少我在你這裡還能有個好心情。」後來我再未見過他。

　　這期間我有一段時光是在安德列同志和他的家庭裡度過的，和他在一起我享受到了聰明的交談。後來我在一棟軍隊公寓裡得到一個居室，住在那裡時，我進了一個情報員學校，學會了組裝一種複雜的發報機，這種發報機叫推拉式發報機，我記得德文叫反節奏發報機。一個名叫喬治的和藹的美國同志給我上課，他是一個好教師和好同伴。後來他的妻子和兩個孩子來到莫斯科，1938年我第二次在莫斯科逗留時，常去拜訪他們。

　　在莫斯科我又遇到了來自上海的格裡沙，我們經常見面。通往伏爾加的聯繫渠道就是借他設在莫斯科郊區西米基的電臺剛剛開通的。格裡沙要做點令我高興的事情，於是便請我出去旅行了幾天。他覺得我獲得紅旗勳章是件了不起的事情，並請求我在秘密工作允許的條件下告訴他怎樣才能獲得勳章。由於我無法向他講述什麼英雄業績，使我感到頗為難為情，儘管如此，我還是什麼也未跟他講。他始終不知道我曾在波蘭，在他的故鄉生活過。

　　我還記得，我們在電影院裡時，他是怎樣譏笑我的。一艘船遇到海難，通信兵設法發出呼救信號，但發報機出了毛病。水浸入船艙，而且越漲越高。通信兵抓起機器，在死亡的恐怖中激烈地搖來搖去。我悄悄對格裡沙說：「我的發報機發生故障時，我也總是這樣做。」

　　這是我最後一次見到格裡沙。每當我到外國去時，總是與最好的朋友中斷聯繫。

　　戰爭爆發以後，條件更困難了。

　　格裡沙若是還活著，他一定會設法找到我，他一定會成功的。他知道我娘家的姓氏。找到我父親和哥哥是完全可能的，他們的書籍在同志們當中是出名的。其他人利用過這些書籍。

　　又見到伊薩，令我特別高興。我們立即又成了最要好的老朋友。伊薩與弗莉達·魯必納也很熟悉。當我離開這個國家的時候，便永遠地告別了伊薩。50年代她曾經往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給於爾根寫過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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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尊敬的教授！

　　不久前我買到您的書《德國帝國主義史》，從書（俄文版）的前言中我得知，您在柏林大學任職。我給您寫信提出下述請求：請您轉告我您妹妹的地址。我們是多年最要好的朋友，但是由於不幸的戰爭和戰後歲月，我們失掉了聯繫。若能仍與昔日的朋友再建立起聯繫，我會感到非常幸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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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周以後我才得以給伊薩寫信，但未收到回信。那以後我去拜訪過弗莉達·魯必納同志，她回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國以後給我寫過信，她住在克蘭馬赫諾夫，她對我的拜訪感到非常高興。她聽說過伊薩的情況，但沒有她的地址。

　　關於莉薩的家庭情況，我同樣什麼都不知道。1959年我去莫斯科為寫作關於奧爾嘉·貝納裡奧這本書搜集資料時，我曾經去過索科爾尼基公園。那些老住房尚在，但我已經不記得她住在哪棟房子裡。在這樣長時間之後，若想找到這一家人，幾乎是沒有希望的。

　　1938年我在蘇聯也見到了情報員學校時的凱泰，還結識了她的丈夫。每次與這些有經驗的同志和著名學者聚會都是一種收穫。凱泰第二次懷孕了。我很高興她生活得很好。

　　大約就在這個時候，我的上級領導和朋友安德列得到另外一種我不熟的工作，我為此而感到惋惜。接替他的工作的是哈奇同志，一個奧塞特人。他參加過西班牙內戰，娶了一個外國女人。哈奇是個結結實實的人，有一個光禿禿的腦袋，一雙黑眼睛和一張圓圓的，常常顯得狡猾的面孔。

　　非常能幹的情報員伊萬·維納羅夫在他那本《無形戰線上的戰士》一書中關於他的描寫，比我的描述好得多，這本書是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國軍事出版社出版的，在181頁以後有這樣的描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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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烏馬爾·奇奧洛維奇·馬姆蘇洛夫，即哈奇，當年在高加索反對白色近衛軍匪徒的革命鬥爭中就積累了豐富經驗。烏馬爾是被米哈依爾·伊萬諾維奇·加里寧發現的。1922年，加里寧在一次穿過當時尚不安定的國家的旅行中，在高加索一個村莊裡遭到一股匪徒的襲擊。當時烏馬爾就在這些抗擊匪徒的紅軍當中。在返回莫斯科的途中，加里寧帶上了這位年輕的，尚不滿20歲的受傷的共產黨人，並把他推薦給別爾辛①。這位令人注目的蘇聯情報員的生活道路，就是這樣開始的。

　　①J·K·別爾辛將軍，紅軍總參謀部情報局長，左爾格的上級領導和親密朋友。

　　維納洛夫在205頁以後，描寫了一段有趣的插曲。他曾經在西班牙遇見自己的朋友哈奇，當時他正在那裡與遊擊隊員們進行卓有成效的活動，後來又成了誠實的戰鬥的無政府主義者杜魯提的顧問。那時作家、新聞記者海明威正想結識一位遊擊隊領導人，於是便找上他來，可哈奇卻總是避而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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